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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刑讯逼供罪 　　摘要：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刑讯逼供曾是合法、公开的审讯犯人、收集证据的手段。这种做法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说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为现代民主、法治的国家所不采和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司法工作人员对他人使用刑讯的手段收集口供证据，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虚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极易造成冤、假、错案，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现实中，一些无辜受冤者屈打成招，受尽折磨，其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摧残，有时令人发指。因此，对于刑讯逼供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 　　关键词：刑讯逼供；冤假错案；法学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司法工作人员对他人使用刑讯的手段收集口供证据，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虚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极易造成冤、假、错案，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是封建的、法西斯式的审讯形式，是对人身进行折磨、摧残以逼取口供、搜寻证据的一种野蛮、残酷的审讯办法。它不仅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极易造成冤案、错案，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败坏司法机关的声誉和形象。 　　案例分析：2002年8月28日下午，某县某旅行社发生了一起卖淫女被杀案件。该县公安局成立里专案组，由该县刑警大队副队长刘某负责，刑警大队一中队具体办理，该县公安局某派出所协办。2009年9月4日，根据举报，刘某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等人对王某进行第一次讯问，但王某否认杀人。2002年9月6日，刘某等人即对王某刑事拘留，并安排三个审讯组进行审讯。王某没有做有罪供述，该县公安局民警李某用手摇电话机的正负极分别接在王某的左、右手大拇指上，摇电话机点击，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卢某用木棒打击王某的背部，迫使王某做出了有罪供述。随后，刘某根据王某有罪供述制作了讯问笔录。2002年9月7日，刘某带人押王某进行搜查，并令其指认作案现场。后刘某等人根据王某的有罪供述和有关“证据”，将案件移送起诉。后真凶被抓获，确定王某涉嫌杀人案属冤案。2003年7月1日，王某被无辜关押296天后无罪释放。经该省公检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某损伤程度为轻伤（甲级）。2003年7月30日，该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并于2004年8月16日确定了李某、刘某、卢某三名犯罪嫌疑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23日分别判处三被告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在本案中，行为人作为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杀人行为的口供证据，对被害人实施了电击、棒打等暴力行为，迫使被害人屈打成招，并且被移送审查起诉，同时，行为人的刑讯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甲级）的危害后果，所以该行为完全符合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另外说到由于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那就不得不提杜培武案了，这轰动一时的案件，难以不引人深思，而且像这类案件，并不只是一两起而已，反而是层出不穷。坊间有句话叫“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笔者认为，坦白从宽是刑讯逼供的坦白吗？坦白了真的就能从宽吗？抗拒从严也真的就能回家过年吗？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对口供过于迷信，“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残存，在办案时往往不惜一切手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逼取口供。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殴打或捆绑，使其受体罚和摧残；有的司法工作人员违法使用械具，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恐吓；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冻、饿或使其受太阳暴晒，火烤等变相肉刑，这些人在难以承受生理和心理煎熬之时，就会供述以求解脱，至于供述的真实性，则难以保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难以承受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刑讯逼供而自杀、自残。实践中发生的冤假错案也往往因为刑讯逼供而产生，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司法公正，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 　　刑讯逼供罪是有立法缺陷的，修订后的《刑法》与原《刑法》相比较刑讯逼供罪作了一些修改，缩小了本罪主体和侵害对象的范围，使得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案件中有刑讯逼供行为是，均不构成刑讯逼供罪。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