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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阐释 　　〔摘要〕 阐释好“全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是深刻领会和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的全面展开，法的中国化表达的全面体现，法的主体性的全面建构，法的作用领域的全面覆盖和作用方式的全面体现。 　　〔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法的中国化表达，法的主体性，法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4-0107-08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把法治建设事业视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考虑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够得到全面有效落实。” 〔1 〕为此，从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是深刻领会和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的全面展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法治建设都开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起点，从这一历史起点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呈现出全面展开的态势。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语境下，通过法治话语体系、制度体系和具体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塑造的过程。 　　（一）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法治建设都开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特定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一个特定历史节点，是因为以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开启了自己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在时空格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法治建设联结在一起，而且从内在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关联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这种延伸首先经历的是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集中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其一，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过艰难曲折的历史，其间，虽然有过颁行《五四宪法》的辉煌成就，但逐步走向法律虚无主义是基本趋势，“文革”期间，更是有过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惨痛教训。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过去一度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无法可依”状态的历史回应，其目的是使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其二，从政治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就是为了给民主提供保障。正如全会所强调的那样，“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 〕11其三，从现实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也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基本保障。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这样一场变革要想正常有序地进行下去，必须有法制提供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认识到法制对改革开放的保障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中。如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3 〕404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4 〕152 其四，从法治的角度看，这一历史性转变遵循的是法治的基础逻辑，是一种“法制主导”的单线条逻辑，遵循这一逻辑，首先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这种“法制主导”的单线条逻辑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经历“无法可依”向“法制”的转变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所面临问题的直接性、现实性和对法治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治建设所经历的必然环节。但与此同时，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法制的作用，才不但走出了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运动式”治理的误区，而且为中国法治建设遵循“路径依赖”逻辑逐步走向成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正常秩序中稳步推进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二）由“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以党的十五大的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