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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指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并据以交付法院审判所应达到的程度。准确的说，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实际是提起公诉的最低证明标准。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有利于增强审查起诉工作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强化公诉职能提高公诉效率，有利于促进庭审的实质化和对抗性。 　　一、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依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此可见，“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立法中确立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从相关司法解释来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9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一) 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二) 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三) 无法查清作案工具、赃物去向，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四) 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一致，只有个别情节不一致且不影响定罪的。”由本条规定可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对证据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立法完全一样，同时在具体解释该标准时，使用了“足以”“主要”等语义比较模糊的词，暗示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对“证据确实、充分”的修正。 　　根据以上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29 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证据标准、162 条: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刑事案件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完全一致，都是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便意味着，应当以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来要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达不到该标准，检察机关便不能提起公诉。 　　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来看，《刑事诉讼法》对公诉证明标准作出上述规定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在我国的公诉实践中，公诉案件有着极高的定罪率。所以我国“流水作业式”刑事诉讼结构要求每一个专门机关在其负责的诉讼阶段必须从事实上和法律上保证对案件做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结论，“错案追究制”和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也要求各机关严格掌握诉讼各阶段的证明标准。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要求三机关反复审查、验收，因此，对公诉的证据标准提出较高的要求是必然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公诉证据标准太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一面，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及时性的要求、不符合控辩式庭审理念。检察院作为控方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使一切犯罪者都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经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该起诉，至于案件证据是否真正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要开庭审理后才能确定。因此，证据标准应当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而有层次性，判决时应当达到最高的证据标准，依次往前，提起公诉、侦查终结移送起诉、逮捕、立案的证据标准相应降低。 　　二、现行公诉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从公诉证明标准的现状来看，我国公诉证明标准存在如下问题： 　　1、不利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公诉权。公诉权从性质上来说是一项司法请求权，其功能是要求国家审判机关对案件予以受理，进而发动审判程序，作出实体裁决。公诉证明标准与有罪证明标准相同，造成一种现象：即便控方确信证据已达到起诉标准，却还要考虑法院会不会认可，并作出有罪判决。如果控方担心法院作无罪判决，甚至仅因担心法院减少犯罪事实，或改变定性，就会与法院进行公诉前“磋商”，以确保有罪判决率。一旦法官表示有罪判决可能有难度时，控方大多数情况下，就会作出存疑不起诉或其他决定，造成对犯罪的放纵，放弃了对国家公诉权的行使。 　　2、无法实现诉讼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公诉是一种耗费诉讼资源的活动，为了追究犯罪，公诉必然动用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各种诉讼资源。在可投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公诉必须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如何提高公诉的效益? 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降低公诉的证明标准。因为，公诉案件由控诉机关一家承担证明责任，为了搜集更多、更全的证据，以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控诉机关需投入的成本也就更大。越到后面，为搜集某一证据，其耗费的成本越有可能大大超出前面所获取的大量证据的成本的总和。 　　3、容易造成放纵犯罪现象的出现。立法证明标准过高，导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以有罪判决率来衡量工作效果和检察官的办案水平、业务能力，并以之作为业绩考核的依据。办案人员为了提高起诉的成功率，对证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