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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十七年文学话语成因 　　摘要：十七年文学中颂歌话语泛滥，但也不乏异样声音。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而且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以载道”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苏联文学的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要客观地看待十七年文学。 　　关键词：颂歌 反拨 文以载道 自律 他律 对外交流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家的叙述话语是同政治的权力话语相连的。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是以颂歌为主。但在文化环境相对舒缓的时候，也有异样的声音出现。所谓异样，是指它不同于主流的颂歌。但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之为批判，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文化政策、文化现象的一种批评修正和反拨。 “十七年文学” 因为主题的单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化、艺术水平不高等问题，为现代人所诟病。但是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它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评价逐渐增多，或许是因为人们道德价值沦丧，或许是因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念，或许是现代文学经验引起人们的失望……不管怎样，“十七年文学”还是有一定探讨价值的。我们说，理解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不能孤立地去看，而是应该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十七年文学”不管是颂歌话语还是反驳声音都是有其出现的原因的。下面我们就“十七年文学”话语的成因稍作探讨。 　　 　　一、中国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延续 　　 　　“文以载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是源远流长，自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思想，到汉代王充的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到曹丕热烈的高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距离很近，甚至一度文学与政治合二为一。两者的这种暧昧关系历久弥远，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常常拿文学来做文章，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常常拿诗来“讥政事之得失”。达官显贵中有知识分子撰文歌颂，为太平盛世、为朝廷唱颂歌；怀才不遇者、愤世嫉俗者也拿起手中的笔，对朝廷现状不满者，更是以文纳谏，故而有“讽喻”之说，且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的颇多。枚乘的《七发》就是以文纳谏的典范。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名义上批判“文以载道”的观点，但是不论是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其目的都是用文学来改革现实社会，文学实质上也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文学（一些文学作品除外）与政治都是互用的，其中政治的强势话语往往占上风，文学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而存在。 　　五四以后，即出现了革命文学和遵命文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些口号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不太讲究文学性、审美性，甚至对讲究审美的“京派”大加批判，只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即能否为当时的革命救国运动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文学家们或为革命唱赞歌，或批判国民性唤醒民众，或与当时的唯美派辩论……由此可见，在当时文学也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的。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口号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奉为圭臬。整个十七年文学是对这个口号的实践，不论是对新人新事新风貌的歌颂，还是对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倾化的抗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延续。 　　 　　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律性与泛政治化语境的他律性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挽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不论是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崇高品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一再的割地求和卖国求荣，广大知识分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奔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更是积极投身到改造旧世界和革命中去，弘扬个性，批判传统……这也给他们的救世情怀以一个施展的舞台。尤其左翼知识分子，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们拿起手中的纸和笔，把文学作品当作投枪、匕首，与敌人展开论战、搏斗。环境不由人，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让文学服务于政治，成为政治话语下的一个附属品。那么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跟着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规划走，搞生产，促建设，确实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一路走来，在那个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时代，他们也倍受冷落、 欺凌，而对新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国上下搞生产的大好形势，他们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