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前后小记.docVIP

十八岁前后小记 　　十八岁已是久远的过往。那是1960年，即在华师一附中高中毕业的一年。记得高三下学期要填写家庭情况表（为高考做“政审”准备），我写上“父亲冯永轩”，政治面貌“右派分子”，这已经决定了我的高考结局。表交上去以后，不料被教数学的班主任贾老师叫到数学教研室去，平日和善的贾老师相当严肃地说：“冯天瑜，你家里还有问题没有写进表里。”我说：“除了父亲是右派，我家没有别的问题。”贾老师说：“你有一个哥哥冯天璋是‘反革命’。”我说：“三哥在天津大学水利系读书，还是共青团员，怎么是‘反革命’呢？”贾老师操着江西口音斩钉截铁地说：“上边正式通知学校，‘现行反革命’冯天璋，最近已被逮捕。”我想起，三哥确有四五个月没有给家里来信，但家里尚不知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上边”却把消息通告我这个中学生弟弟的所在单位，当时真有点毛骨悚然。几年后才获悉三哥出事的原委：三哥与几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紧邻）同学经常一起晚饭后散步，闲谈中对“反右”、“反右倾”多有批评，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喜记日记，把大家聊天内容详载其中。这位女生正与一个华侨同学谈恋爱，而“上边”怀疑那个华侨是外国派遣特务，于是突查其女友，抄到日记，但其中全无男友“特务”证据，却发现冯天璋等人批评“反右”、“反右倾”的大量言论，于是意外抓到一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学生反革命集团”。 　　我深为正直的三哥的遭遇担忧。1963年我读大三，三哥已摘除“反革命”帽子，留劳教农场劳动。暑假期间，我去天津小站农场（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地）探望他，与来自北京、天津各名牌大学的“劳动教养”学生一起生活十多天（白天下田，晚上天南海北纵谈，当然，不议政治），深感这是一群何等聪慧、何等有思想的兄长，有些人自此与我成了相交多年的朋友。 　　十八岁的我，面临的局面不妙：父亲是“右派”，加上三哥又成了“反革命”，因而全然无意高考，准备放弃，在老师、同学劝导下，勉强乱填高考志愿表（近年获知，当时高考录取基本上与学业、品行无关，考生分为四类：政治条件最好的入名牌大学，可进保密专业；次等的可入一般大学；三等为“五类分子”子弟，只能入较差学校，“右派”之子的我，当属此类；四等为“杀关管”人员及在港、台任职人员子弟，不予录取）。之后两三个月，班上同学“擂功课”，紧张备考，我则继续躲在湖北省图书馆读托尔斯泰的《复活》、狄更斯的《双城记》……精神有所解脱，世界何其开阔，高考得失何足道哉。 　　少年时代的生活细节大多遗忘，但十八岁时在特定的氛围中读文学名著的情景，连同此前八年（十岁至十八岁）间在湖北省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多年做中小学教员，1949年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年幼的，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三四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穿过立有孙中山铜像的阅马场，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省图食住。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人物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三十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养成信笔涂抹的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省图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我们读过的初中的武昌实验中学、高中的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在意，母亲也从未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没有为课业施加压力，故我放学后便自由徜徉于省图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唯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中年时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竟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课题研究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多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要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时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