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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检察院“检调对接”机制运行现状分析 　　近年来，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郑州市两级检察院在实践中尝试将调解机制引入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检调对接”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为全面掌握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对登封市人民检察院“检调对接”机制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过程主要采用召开座谈会、走访相关部门和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力求能较全面地了解“检调对接”机制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但不可否认，我们所调查了解的信息还不是非常全面，所能做到的只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大概的面目。 　　 　　一、当前检调对接机制运行的状况 　　 　　我们这里所说的“检调对接”工作就是检察机关侦监、公诉、民事行政检察等部门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在刑事和解、民事和解工作中引入第三方力量(矛盾调处中心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检察机关与第三方力量衔接机制。利用第三方力量调解，经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后，可以根据受损关系修复状况、悔改态度、谅解程度等情节，依法合理运用撤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处理的量刑建议等方式，在刑事、民事实体处理上进行适度“稀释”。从而推动恢复性司法，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目前，检察机关普遍做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自行组织力量调解：二是与当地司法局会签相关文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化解矛盾；三是依托当地“大调解”环境，与当地“矛盾调处中心”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对接，以调处中心为平台。由检察院和调处中心主持调解，通过法律宣传等多方面工作，使双方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书，从而化解矛盾。 　　登封市人民检察院“检调对接”机制运行情况是：侦监部门对于带有民事纠纷的刑事案件一般由公安机关协助调解，自己不做调解工作。公诉部门主要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对刑事案件部分进行调解，由于工作繁忙、精力有限对相关联的民事纠纷部分没有时间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没有过多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登封市检察院与登封市司法局没有会签相关文件来委托调解，与登封市矛盾调处中心没有建立对接机制。例如，2010年登封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聚众斗殴案件，犯罪嫌疑人丁某与犯罪嫌疑人魏某因躲闪车辆问题发生口角，后丁某纠集多人与魏某发生打架斗殴，造成魏某受重伤、丁某之母受轻伤。公诉部门决定将该案适用刑事和解机制进行和解，通知双方家属同时到场，讲明案件利害关系，由主管检察长和科长对其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中间人进行说和，同时请双方所在地村委协助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期间办案人员多次深人调查，耐心解释，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两周后，在检察机关的督促协调下。僵持了三个多月的丁、魏两家终于握手言和，双方在登封市人民检察院达成调解协议。又如李小二与李小三相邻关系纠纷申诉案。办案人员经审查发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虽经讨论研究认为可以提出抗诉，但鉴于双方当事人是亲戚，在法院审判过程中双方先后三次发生冲突，即使法院能再审改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并不会真正得到解决。办案人员制定了详细的检察和解预案，深入村组向当事人做工作，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 　　“检调对接”机制运行以来。登封市检察院已对10余起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作了和解不捕处理，28余起案件在公诉环节经调解和解后建议公安机关撤案。9余起民事申诉案件经调解双方和解。当事人之间未产生新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检调对接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检调对接”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受一些客观原因的制约，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自行调解，检察机关中立性将受到质疑。理论界、司法界对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是否能够主持和解，没有完全形成共识。检察机关本身作为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和犯罪的追诉者，如在刑事和解中担任调停人，中立性会不会质疑，也容易给当事人双方带来一定思想压力，并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不利于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 　　第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造成“检调对接”机制不能顺畅运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乡镇、街道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调解工作需要进村入户，调查取证，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经费保障成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作用的关键。司法所的工作经费由乡镇财政支出，而乡镇财政财力有限，往往无法保障此项经费，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的民调员积极性不够高，不能很好实现“检调对接”机制寄托的化解矛盾功能；同时司法所是在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下工作，无形中司法所就要依附于当地的乡镇政府，职权不独立。目前。有一部分司法所与乡镇政府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