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清末礼法之争.docVIP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 　　摘 要：清末改革之际，围绕着新式法典的修订，礼教派与法理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争。在这场关于传统道德与新式法律抉择的争论中，双方各执一词，激烈争辩，在中国近代法制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深刻的展现了封建法制面对新式法律的冲击所进行的对抗，研究清末的礼法之争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法律进程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礼教派；法理派；传统道德；新式法律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封建法制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法制的冲击。《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英在《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规定：“中国深欲整顿律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如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案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完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其后，其他列强也做出类似的承诺。这些承诺促使清廷下定决心修订新律，成立了修订法律馆作为修律的专门机构。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修订法律馆上奏《新刑律草案》。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焦点所在 　　礼法之争是一场在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展开的，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进行的理论争执。双方争论的焦点众多，但是就《大清新刑律》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干名犯义”的存废 　　“干名犯义”在传统法律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按照儒家的亲属相隐理论，在亲属之间，尤其是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应该包庇、隐藏他们的犯罪行为。关于此条的存废，法理派从西方法理出发，认为“干名犯义”属于告诉的范畴，法律中已有了专门规定，因此不必另行作出规定；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自古注重伦理纲常，“干名犯义”是伦理纲常的重要部分，地位特殊，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因此绝对不能废。 　　（二）关于“存留养亲”的存废 　　一般而言，“存留养亲”多适用于独子斗殴杀人之案。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犯人父母年老无人奉养的情形，经过有关部门申请、皇帝特许，可以免除死罪，施以一定惩罚，然后，令其回家奉养父母。在历史发展中，围绕“存留养亲”制度的条件、限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历来被认为是“仁政”的重要标志。因此，礼教派认为这一制度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理所应当在新法中有所反映，不能随便废除；而法理派认为，“存留养亲”制度并不是施以“仁政”，而是姑息养奸，纵容犯罪，因此不能在新法中加以规定。 　　（三）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问题 　　依照传统封建纲常，“奸非”是一种严重违反道德、大逆不道的行为，故而历朝历代都在刑罚中对这种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亲属相奸”更是严重违背刑律。在此种观点的基础上，礼教派认为应当依照传统对这种行为规定特别的刑罚，给予严厉的制裁，维护传统。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奸”这种行为虽然是违背道德、有伤风化，但是终究是个人的品德问题，可以通过教育进行预防；至于“亲属相奸”，这种行为虽然严重违反礼教，但是并没有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因此对这种行为只需依草案规定处罚，并不需要规定过于严厉的刑罚。 　　（四）关于“子孙违反教令”的存废 　　“子孙违反教令”问题是传统法律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不听教令”、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的意志、命令，即构成了此罪。尤其是在隋唐以后，各代都在律例中规定了此罪，并赋予了父母很大的权利。礼教派认为只有如此规定，方能维护尊长的权威，维护家庭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但是法理派认为“子孙违反教令”这些问题纯粹属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应另外设立教育感化机构、另外编纂法律予以调整，而不必规定于刑法之中。 　　（五）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都赋予父母极大的权利，可以对子女发号教令、施以惩戒、包办婚姻，甚至可以剥夺子女的财产和生命。礼教派认为，依照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法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尊长的教训、惩戒，只有接受，而绝无正当防卫的道理；法理派则认为，法应当是公允、公平的，是为了真正保障自由而对人民权利的一种合理限制。正当防卫就是为了保卫这种自由和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权利。因此应当允许子孙卑幼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如此，法律才是公平、公正的，才能使人信服，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以上是礼法之争中最主要的争执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在修订新律的过程中，为了拉近中西方刑事法律的距离，法理派势必要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刑法思想与刑法制度，而这些引进、吸收的方针也自然会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刑事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些冲击都成为礼教派攻击的口实与对象，并引起了整个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和攻击。在修律的一系列方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