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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剖析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他们在由传统向近代转换和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爱国、忧患、救亡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 　　[关键词]近代 知识分子 群体心态 　　基金项目：曲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心态问题研究”（0304901） 　　作者简介：程利（1970-），女，汉族，安徽怀宁人，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西方殖民者用铁与火的暴力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骤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首先在这个历史漩涡中磕碰的，是刚刚被动跨入近代大门的士大夫群。迫于当时中国岌岌可危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困境，他们中间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率先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于是，一个不拘于传统观念，要求社会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士大夫营垒脱颖而出。他们以崭新的群体心态和人格形象，进入社会舞台，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 　　 　　 一 　　历史学中“心态”、“社会心理”等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根据著名史学家勒高夫考证，法语的“心态”一词来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最初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广泛应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后来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1]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唯一功能是治国平天下，因而其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大相径庭。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2] 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自从由一般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后，基本上就处于政治的场合中心，不管其时其身处在何处，其思维的主题始终不曾有须臾偏离。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和发展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六个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从心态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中体西用”的选择模式。从魏源、林则徐到郑观应、薛福成，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革进入了实际阶段洋务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从其本质来说，只是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依据“中体西用”的价值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修补的行为。但是，它一旦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并因此而导致传统士人的新蜕变，演进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社会群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乃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必然产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式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兴办，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根据统计，在20世纪初年，留学生、全国高等学校、各专门学堂、各级师范学堂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已达15万人之多，加上在教育、新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