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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剖析 　　一、 重点高中相关政策的历史回顾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 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3]。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 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