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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火爆照片背后的真问题 　　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火了，内容如下：“各位领导：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据了解，照片背后，当日上门的扶贫干部其实是自掏腰包，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翻山越岭来走访，结果却吃了闭门羹。按理说，扶贫是好事儿，也是现在在做的大事。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黑色幽默的场景？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在这两年调研扶贫中遇到的普遍现实中，不算少见。 扶贫工作是典型的“群众工作” 　　本质上说，扶贫工作是典型的“群众工作”。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之后，群众工作也延续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新传统。尽管当前国家治理不断强调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但基层的许多中心工作，仍高度依赖群众工作。 　　换言之，能否充分发动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意图转化为群众意愿，是基层工作能否简约高效完成的关键。毕竟，基层行政力量有限，群众工作可以是必要补充；基层事务也多需要与群众见面，与群众见面、接触，就成为群众工作的不二法门。 　　扶贫工作，不仅在于地方党委政府，也在于群众的脱贫意愿和努力。目前，精准扶贫已是贫困地区中心工作，各地无不将之视作“一号工程”，行政资源配置已经足够；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扶贫资源有效转化为群众脱贫的动力和条件。这就必须通过群众工作来实现。应该说，扶贫工作遭遇上面图片中“政府动而群众不动”的尴尬，原因有很多，但核心是群众工作的错位。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 　　比如最让基层为难的，“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问题。20世纪80年来以来，扶贫工作基本上是一项发展政策。其重心在于，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减贫目标。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要做的工作是确定“贫困发生率”；至于贫困户是谁，倒是无甚重要的。事实上，当时基层在上报贫困户时，也多是随意申报的。 　　但在扶贫资源将“精准到户”的前提下，扶贫工作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在“识别”贫困户上。一般而言，在实践中，“绝对贫困户”是极少的，好识别，难度在于确定“相对贫困户”。还有一些地区，实际贫困发生率远低于政策规定，只好将部分非贫困户强拉进贫困户行列。 　　出现此种情况时，就会出现框定贫困人口符合了政策要求，但群众不满意，基层干部忙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情形。我们在调研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乡镇党委政府都想实事求是确定贫困人口，但县扶贫办却不允许，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他们“必?有足够贫困人口”。与这种“被贫困”相比，也有“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毕竟，精准施策的结果之一是贫困户会获得好处，因此大家直观将精准扶贫视作是一种“福利分配”。 　　为什么扶贫工作会找错扶贫对象、群众工作找错群众，从而出现负面效果？这就需要反思扶贫方法是否错位。 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而言，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一是家庭支出过大，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劳动力、就业机会少等。 　　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扶政策里，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及财政兜底等形式，几乎免除贫困家庭的大额开支；但家庭增收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实施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因此基层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实施产业扶贫。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业或合作社，以贫困户的名义获得银行贴息贷款；这些企业融资发展生产，同时享受到政策优惠，再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贫困户。在这里，贫困户其实并没有参与劳动，却凭空获得了好处。 　　基层干部常说，只要家里有一个壮劳动力打工，基本上就脱贫了。麻烦恰恰在于，贫困户要么缺劳动力，要么不愿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条件的贫困，在获得政府支持后，优先考虑的恐怕还是用于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 　　笔者在一贫困乡镇调研时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节，县里来了巨量的针对贫困户的无息贷款（户均5万元），前提是要村委会担保。县政府要求，几个月内必须将这批扶贫款贷完。但乡镇政府却很犹豫，村干部普遍抵制。 　　为啥？因为基层干部认定，当地农民拿了这笔钱，肯定是盖房子、娶媳妇，不可能真发展生产，也没打算还款。结果，过年期间，很多贫困户都迟迟不出去打工，为的就是拿到这笔贷款。一些“聪明”的村干部也与之打持久战，就是不办手续，最终以拖延“取胜”。 　　客观上，在当前的条件下，扶贫干部上门做的多是“业务”：给贫困户算账，替贫困户办理各种政策优惠，给贫困户送各种好处；但显然，脱贫无法用这种“送好处”的方法完成。 　　麻烦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工作组都是自带资源去扶贫的。那些资源比较多的单位，如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委等，自带的扶贫资源较多，工作好做；一些“清水衙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