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州花儿文化价值研究.docVIP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州“花儿”的文化价值研究 　　河州“花儿”是一种流传在甘肃临夏地区及其毗邻地区的具有西北高原气息的高腔民歌。其高亢、悠长的曲调，淳朴、自由的唱法及富有诗意的歌词，较生动地表现了河州地区人民群众的历史脉络和生活画卷。又因其在世界民歌海洋中风格独特，所以被世人关注、喜爱、赞美。本文从河州“花儿”的起源、文化内涵等方面，就“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州“花儿”的文化价值作一浅显的分析和探索。 　　河州为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古称，其在古代意为靠近黄河的地区，是甘肃境内唯一以黄河为文化载体而命名的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地名。临夏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西部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西部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交融并存的地方。这里生活着汉、回、东乡、保安等民族，各民族人民朴实善良、勤劳勇敢，为该地区的生生不息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时，这里的各族群众和谐相处、患难与共，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共同创造了“花儿”这一全世界独树一帜的民间歌唱艺术，为促进该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相互认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河州“花儿”的起源 　　西北谚语曰：“西安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乱弹即秦腔的俗称，“少年”是“花儿”的别名。意思是，秦腔是陕西的特产，“花儿”是河州的特产。这说明西北民间从来就认为河州是“花儿”的原产地，河州是“花儿”的故乡。“花儿”学者张亚雄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花儿集》里指出：“花儿产生于河州、洮州等地，其主要歌唱者为劳苦大众。”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花儿”学家魏泉鸣教授指出：“‘河州花儿’这种称谓就已经说明了它的发源地了。”另有民间“花儿”“银川的大米兰州的瓜，好辣子出在了循化；漫上个少年了走天下，花儿的故乡是临夏。”描述了“花儿”与河州的渊源关系。由此看来，河州是河州“花儿”产生的土壤，河州是河州“花儿”和中国“花儿”的发源地。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在《河州令》下有注指出：“河州是古地名，早在十六国前凉时已有此州名，它包括现在甘肃省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现青海省的民和县、循化县、化隆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保安，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等地，其辖区延续至清朝，其地理外延很大，并不是仅仅专指甘肃临夏地区。此令流传于以上广大地区。”“在河州地名存在的1500年间，虽辖境屡变，但绝大数时间中，其辖境范围大致在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东部之内。临夏，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分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之后所设，其地名的意义是面临大夏河的意思，管辖范围一下缩小到大夏河两岸地区。临夏地名出现的近80年间，其辖境在积石山以东，积石关至盐锅峡黄河段以南，洮河以西，太子山以北的范围之内。” 　　以上观点说明，古代河州“花儿”的传唱区比较大，超出了现在行政区划下的临夏范围。现今一般意义上的河州“花儿”的传唱区域，指今临夏州所管的七县一市等地，这是“河州”与“临夏”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包含的行政区域范围所决定的。 　　甘肃“花儿”学家王沛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河州花儿研究》一书中提出，最早的“花儿”应该是古羌族音乐与汉语结合的学术观点。他从至今流传在四川境内的羌族民歌《酒歌》和河州“花儿”、河州汉族哭腔的对比中发现，河州“花儿”无论在旋律、节奏、调式、音阶等方面，还是曲调的风格、色彩、情感方面，都明显地呈现出与羌族音乐比较接近的特点。另外，他从四川羌族群众中流传的“羌笛”，与临夏地区民间流传的“咪咪”这一小乐器的比较中发现，它们在形制、做工、音色、音阶、演奏方法、演奏形式、使用功能等方面有极为相似的地方。这说明最早的河州“花儿”是古羌族音乐与汉语的互融性民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个观点也符合秦汉以来中原汉族不断迁徙于河州这块地方，与当地的羌族、鲜卑等民族快速融合的历史观。甘肃“花儿”专家郭正清先生出版的专著《河州花儿》第六章《河州花儿的形成历史》中，对这个观点做了详细的说明与分析，应该说他和王沛先生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脉相承的。 　　随着历史的变迁，河州地区出现了除汉族以外的羌人、吐谷浑、吐蕃（今藏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对河州“花儿”的后期演变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藏族对河州“花儿”的影响最大。这个观点在甘肃“花儿”学家陶柯教授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书中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得到了全国“花儿”学界的认可。从至今仍然保留在临夏地区的个别地名和民俗语言，如“卡家寺”“卡家滩”“科妥”“唐尕”“尕擦瓦”“玛尼奶奶”“麻尼寺沟”“达沙”等看，这些原本属于藏族的语言，应该在藏族群众聚居区（甘南藏族自治州）流传才对，但为什么在临夏的汉、回杂居区流传呢？这说明，历史上藏族文化对河州地区的影响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