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消失工厂和一段人生记忆.docVIP

一座消失的工厂和一段人生记忆 　　十余年前,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曾赫赫有名的北京维尼纶厂破产倒闭,在优胜劣汰的浪潮中,这可能是任何人都要面对的宿命。工厂不在了,几十年奋斗的经历还在,这是无法抹掉的。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发生在那里的一切都变成了历史,成了曾经的维尼纶人永恒的回忆。 　　 　　在周总理直接安排下工厂落成 　　 　　1963年,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告别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生产供应开始逐步恢复,人们的脸上开始现出久违的笑容,解决人民群众穿衣问题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日本是当时化纤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为了获得维尼纶生产设备,在与日本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民间进行艰苦努力。根据《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以民间贸易协定的方式,我国开始从日本进口全套维尼纶生产设备。这些设备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安排和关怀下,冲破超级大国的阻挠,花费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的第一套成套西方现代化设备,年产量相当于20万亩棉田。投产后,正如党和政府预期的一样,北京维尼纶厂为解决人民群众穿衣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65年该厂试生产期间,邓小平同志就来厂视察,同时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朱德同志在刚刚投产和“文革”动乱岁月,几次来厂,最后一次是拄着拐杖,在夫人康克清的陪同下来看望全厂职工的,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京维尼纶厂始终是北京工业中的佼佼者,它的年产值和利润多年占全市1%多,这个份额对于不到两千人的企业规模可是了不起的骄人成绩。作为全市乃至全国“欣欣向荣的窗口”,外国元首、政要频频来访,各界人士更是川流不息。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革”最激烈时,这个厂都没有停产,也没有减产,这可算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奇迹。 　　 　　工作从“偷学”开始 　　 　　记得1965年5月,随着投产的临近,大批日本人来到厂里,足有一二百人之多。厂领导说是日本“专家”,其实大家都知道: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大多是普通工人。为了接待他们,厂里特意先期建起了招待所,号称“十五号楼”。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设施是十分先进的。厂里为他们配备了从市内各大饭店请来的中西餐厨师,配备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多名男服务员,从吃到住,都是精心安排。他们的酬劳更是中国职工的几十倍。 　　在维尼纶流水线,每个工序、每个班组都配备有日本人,指导大家尽快掌握生产技术。这些日本工人敬业、恪尽职守、对质量一丝不苟,甚至到了让人感到“苛刻”的地步。 　　维尼纶厂职工的主体是青年工人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数百名大学生。这些青年工人大多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见多识广,兴趣广泛,还有为数不少的高干子女。他们很大程度不是为了就业、谋生,从城里来到百里之外的远郊(该厂地处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当时交通极不方便),而是对祖国新兴的维尼纶事业真心向往、怀着青年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献身其中。正是基于这种志向,在与日本工人共事的那段日子里,全厂到处是抱着工艺资料急速前行的身影,那种自觉学习技术的热潮可能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每个班组的青年工人(大学生也都是工人)都紧随日本师傅身后,看他们如何操作,如何处理事故,如何检查设备……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更有不少人在不违反外事纪律的前提下,以各种方式接近师傅,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实际操作中看不到的东西,很快独立工作而生产出合格的维尼纶产品。面对中国工人的勤奋钻研和干劲儿,“苛刻”的日本工人们竖起了大拇指。 　　在随后的岁月中,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陆续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不少人从当年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生、学徒工成长为全国化纤行业知名专家或革新能手。 　　 　　参观团里有末代皇帝 　　 　　工厂投产后,随着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知名度也日益向全国拓展,加上厂子被赋予的“使命”,让一批批参观者接踵而至。记得1966年初,一群人从维尼纶主车间一侧鱼贯而入。他们有的已是白发苍苍,有的拄着拐杖,还有的被人扶着。他们或穿着衣扣紧扣、合体的中山装,或对襟中式夹袄;或文质彬彬,或气宇轩昂。领导说: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已经特赦出狱的当年的国民党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到我厂参观学习。 　　虽然职工们对参观的人流早已习以为常,但对这次的参观者却不无好奇――因为陪同人员悄悄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曾是大战犯,现在已经改造好,回到人民中间。这次来的,有杜聿明、廖耀湘、黄维、郑洞国、沈醉、康泽……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当时溥仪看上去60来岁,身形瘦削,略显稀疏的头发夹杂着白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身蓝的卡中山装,神态祥和,他总是紧挨讲解的人,那个认真劲儿、求知的欲望有如刚刚跨进学堂的小学生一般。当大家知道眼前这位与在北京的胡同随处可见的普通老头别无二致,又透着一股可爱劲儿的人就是“宣统皇帝”时,好奇的目光都集中到溥仪身上,一时分不清谁是参观者、谁是被参观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