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舆论监督.docVIP

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 　　2009年5月7日晚发生在杭州闹市区的飙车肇事致人死亡案，从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交通肇事案件，逐渐演变成为引起全国各地媒体、网友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过度依赖网络，网络的肆意性就会很容易地动摇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些基本准则，如准确权威、客观公正等，从而产生社会责任缺失等诸多负面影响和不正常现象。 　　 　　现象之一：“以偏概全” 　　 　　5月8日下午，杭州交警部门就飙车案首次举行通报会，通报称：“根据当事人胡某及相关证人陈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70公里／小时左右，而肇事发生地路段限速50公里／小时。” 　　对此，杭州警方新闻发言人在5月15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道歉：“在事故调查的初始阶段，交警部门在向媒体通报事故情况时，引述肇事者和同伴关于70码的说法，是不严谨、不妥当的。对由此造成的误解，我们表示歉意。” 　　同时，这位发言人也指出，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行驶的实际车速应当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为准。如果当事^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依法申请重新鉴定。 　　“70码”这一网络新流行语，就是在首次通报会上起始的，而后成为所有媒体、网友关注的焦点。显然，正如杭州警方所道歉的，“引述肇事者和同伴关于70码的说法，是不严谨、不妥当的”，遇害者的亲朋、普通网发在得知这一说法时，难免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但作为媒体，如果被这种主观情绪所影响，很显然也是“不严谨、不妥当”的。 　　可惜的是，此后大多数媒体报道，非但没有指出交警部门引述的“不严谨、不妥当”，也没有告诉公众“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行驶的实际车速应当以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为准”这一处理重大交通事故的常识，而是由此全面质疑起警方办案的公正性问题。 　　这种质疑，进一步扩大了“70码”的新闻轰动效应，在客观上引起了更多人对此案的关注，对该案在高透明度下的公正性，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这也使飙车案产生“焦点飘移”现象，没有把社会舆论引向对产生飙车悲剧的深层次原因的及时全面剖析与探究，而是引到对“有钱有权者受袒护”的猜测上，甚至有了“欺实马”的新物种。 　　 　　现象之二：“以讹传讹” 　　 　　杭州飙车案发生后，网络成了相当关键的推动力量。“人肉搜索”，就是其中之一。 　　“人肉搜索”的准确性，一直是个大问题，作为传统媒体必须加大把关意识，严格甄别。但事实并非如此，少数媒体过于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引用网络上那些吸引人眼球的内容与字眼，对其准确性却缺少基本且必要的求证。 　　由此，出现了肇事者的母亲是“政协委员”、同伙中有某高干子弟等大量错误猜测，结果多名与肇事者母亲同名的人，被迫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澄清。更为离奇的是，这种以讹传讹造成的后果，还将矛头错误直指杭州市一位领导及儿子，使得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也出面回应：经核实，肇事者同伴翁振华与杭州市领导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其父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这种“以讹传讹”，严重损及了媒体报道的客观公正。 　　本案中，肇事者当晚即回家一举也引起了不少民众对警方的炮轰，被认为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或认为肇事者家庭与政府有着某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事实是，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初步调查在发现肇事者涉嫌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方才进行刑事拘留。大多数媒体并没有对此做任何解释，以便让民众对事情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了解和判断。 　　肇事者的超速违章记录中，有一条被各媒体引用并质疑最多，那就是：2008年12月，肇事者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曾以210多码的速度狂飙，“超出50％就要吊销驾照，交警既然有记录，为什么不旱把车主的证吊销了?”而事实是，高速公路超速一般是非现场执法，高速交警部门将罚单寄给驾驶员，若驾驶员不去接受处罚，将在车辆年检时一并处罚，本案的肇事车则还没有到两年一次的年检时间。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却极少有媒体予以关注、说明。 　　 　　现象之三：“夸大其词” 　　 　　“一些愤怒的检察官悲愤控诉，‘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太轻，对于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而言没有丝毫的威慑力。这样下去，行人生命安全将置于何地?今后此类行为都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 　　类似情绪化和煽动性的措辞，在各媒体飙车案报道中屡见不鲜。 　　有的显现出了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如有媒体在报道中写道：还有一些人则将自己的网络签名改为“珍爱生命，远离杭州”，呼吁抵制杭州旅游，并得到了众多响应。 　　有不少媒体的报道，更在内容上脱离了基本的新闻事实。如，有些媒体称“当天晚上，杭城近万人自发站在事发现场街道两侧开始了无声的烛光悼念”，另外一些媒体则称“上千人参与”。“近万”与“上千”，数字相差之大，着实令人目瞪口呆。 　　为证明“在很多当地人的印象中，杭州成了飙车者的乐园”，有一家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