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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与商中国文化理想与经济实践契合 　　近几年来，“儒商”一词不断出现于媒体，这本来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化的表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运用这个语词的媒体，都没弄懂它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有望文生义者，以为“儒”指“儒雅”，凡有书卷气，会点琴棋书画的，就可以称“儒”，由此还生发出“儒将”甚至“儒警”一类说法。前一阵，有部电视剧叫《儒商》，叙述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以高智能、高计谋赢得高利润，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鲁迅先生以为“儒者，巫也”。在三代（夏商周）时，巫掌握着卜蓍、祭祀之权，进而直接或间接地运作了国家政治、管理、刑罚等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后世强调的“礼”，无疑是对“巫”的延伸。但到孔子所处的时代，儒，已“不语怪、力、乱、神”，完全摒弃了“巫”的内涵。所以后世之儒，尽管恪守“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周文化设计，反而以实用、理性著称，成为与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中华文明的突出代表之一，并在当今世界文化中占有显著位置，不谓无因。 　　孔子时代的“儒”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探索的核心是被后人称为“超越性”的人类共同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达到“大同”、“小康”的核心概念和解决办法。比如，从个人出发的“仁”、“恕”，从国家设计出发的“礼”、“和”。而在《礼记#8226;礼运》中那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描述，不但被孙中山、毛泽东奉为圭臬，且已铭刻于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成为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名言，表明他对周初文化设计的认同。史称“汤武革命”中的“武”，就是指发端于周原农耕部族周武王伐纣以后，完全变革了殷商的文化，制定了一整套以农为本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农耕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必苛求孔子没有选择工业或后现代的方式，事实上，它在16世纪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时，还引起了启蒙运动干将之一、法国重农主义的倡导者魁奈的特别赞扬。而孔子身处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怀念统一、秩序井然的太平盛世，所以“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成为后世尤其是近现代不少人士诟病的话题。此为后话，不题。 　　一般认为，在春秋或春秋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出现轻视工商的观点，相反，重视工商和要求工商各安其业的记载倒很多。孔子在《论语#8226;述而》中甚至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说法，可见并不拘泥于业之高下。“抑制工商，驱使为农”反而是一向被认为“法家”和“中国第一位改革家”的商鞅制定的基本国策。荀子认为工商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口号，为西汉崇本抑末的“四民说”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后文要谈，故不赘述。 　　倒是孔子把“仁政”作为民本思想的基石。它的首要含义便是富民，不断改善民的物质生活。他援引尧舜当年忧虑四海穷困，指出天下得失取决于民的贫富，这是尧、舜、禹口传心授的久远传统。孟子更把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加以发展，主张“为民置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固定的资产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可能具备礼义道德，实现大道流行的社会理想。这一主张，两千年后仍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所以追根溯源，“儒”与“商”并不相隔，更谈不上特别的轻视了。事实上，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端木赐）就是鲁国的商业巨子，孔子称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他没有接受官方任命，以私人身份经商，预测行情十分准确）”，还曾经“一言存鲁”，所以依然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 　　文史大师陈寅恪当年在哈佛时曾说：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以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诚实意味着生活：编者注），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称邪说，徒言破坏，煽惑心志，教糅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能忍为矣”（ 1919年9月8日吴宓《雨僧日记》，转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宓与陈寅恪》P.8）。 　　这最后几句话，就是专指那些虽然读过书，甚至留过洋，但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的人，无论从政还是“下海”，也都称不上是“儒”。 　　现今“经济”一语，原为儒家所谓“经邦济国”或“经世济民”的略语，是讲大系统大运作的。《三国演义》是妇孺皆知的小说，其中的很多观念，实际上代表着元代以来儒家观念的发展。比如“舌战群儒”一节写诸葛亮对儒家分化的看法，就颇耐寻味： 　　忽又一人大声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