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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法角度对所有权社会化的探讨 　　一、引言 　　 　　我国《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多数私法学者以所谓“所有权社会化”来证该款的合理性，这种解释看似合理，是为了促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和谐，但是其理论依据“所有权的社会化”却颇值深思。 　　 　　 二、所有权社会化思潮的兴起之比较法观察 　　 　　“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主观性。人只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啡为生物体的人，其要获得生命的延续和生长，必须从自然界的物质实体中获取资源；作为社会性的人，其要获取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视。“所有权，就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实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所有权”定义中的“财产”即是对个人生命的存续对于自然物质之要求的涵盖，“占有”等四项权能即是对个人人格的生发对他人支持的指涉。因此，从这个以上说，所有权就是为个人的生存和人格的实现提供一个外在的领域，在此领域中，个人的理性得以发挥和运用，从而以此为基础与他人建立关系，进而参与社会活动。 　　但是，所有权不仅对于个人而言甚为重要，其对于一个国族的发展亦是根本。“地权的法权安排，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其之盈亏阴晴，是衡量特定国族人民幸福与否的重要指标，因而，建构成熟的地权体制，是一切国族走向政治成熟的必经之路”。 　　 “地权讲述的是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自己的政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法权，既是政治本身或者说政治的核心内容，更是形成政治秩序的重要方面。经由地权为纽结所表白的相互承认，诉诸特定的法权安排，是国家对于自己的国民兑现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承诺的仪式，而表征政治秩序承载道德承诺的意愿和能力。”由此观之，所有权也是构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根基，是促进政治现实良性运作的动力，没有良好和有效的所有权的法理安排，政治德性便难以凸显。 　　 近代以降，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所有权神圣理念的强调可谓不遗余力，“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权天赋”等语句常用来表达其对所有权神圣的无限向往，很多国家制定的民法典都凸显个人对其所有财产绝对支配的特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稀缺性和民众需求的日益扩大化的矛盾的日趋凸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潮开始出现，该思潮强调，基于人类本性，所有权应该由个人掌握和拥有，但是个人行使所有权，必须合于社会公共利益。 　　 在19世纪的德国，首倡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的是耶林。他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其后，基尔克秉承耶林思想的衣钵，力倡所有权社会化的思想。他在《德意志私法论》(第2卷)中说：所有权绝不是一种与外界对立的丝毫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利，相反，所有人应依法律程序，并顾及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行使其权利。同时，德国在所有权社会化的立法方面也走在了前列：1919年8月11日德国公布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第14条也有类似规定。有的学者认为，所有权负有义务已经成为法学中的公理性原则。 　　在法国也有倡导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的声音，狄骥是急先锋。狄骥在所有权中发现了一种社会职责，一种符合社会需要的法律职责，他否认所有权为一种权利，声言人在社会并无自由，为尽一己之职责，只有依社会利益而行为的义务。 　　在日本，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的产生与法德有所不同。它首先不是缘起于学说，而是发端于司法判例。大正8年3月3日，日本大审院关于“信玄公旗挂松事件”的判决是所有权社会化在日本产生的标志。在此判决作出之后不久，受当时“大正民主”思潮与欧陆流行的所有权社会化思想的影响，权利尤其是所有权负有社会义务的思想，在民法学者中传播开来。 　　所有权社会化思潮的流行确有其时代和社会背景，但是，若是不加甄别地予以肯定，其后果不难设想，因此有必要予以深入思考。 　　 　　三、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探讨 　　 　　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主要论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应为社会公共利益。(2)主张所有权本身包含义务成份，即“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3)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征收或征用个人所有的财产。(4)所有权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目的，这是法律处理权利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否则，应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若不加仔细思考，所有权社会化思潮似乎颇有合理性，但是，揆诸理论和现实，我们都不难发现该理论的脆弱。 　　 首先，前述论据(1)和(2)都在强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