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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主题及价值 　　提要:本文主要论述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的主题――隐与仕的矛盾及其价值。首先,论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遁世与入世的双生人格;接着具体阐述了入世时南宋词人们在大自然中寻求抚慰,澄清胸怀,澡雪精神和“寄情寄身”,遁世后词人们表现出在大自然中对尘成的悔悟,对精神家园的寻求以及在酒与仙(佛)中求解脱的心路历程;最后,论述了他们在此过程中享受的自然之美、生活之乐和人生境界。 　　关键词:隐与仕的矛盾;出世与入世的双重人格;寻求抚慰;晦悟;解脱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23-04 　　 　　在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中,“隐”与“仕”的矛盾主题非常突出,这在宋代思想潮流和文人心理都非常明显。为了深入探究这种“隐”与“仕”的矛盾及其冲突的渊源和意义,有必要把它放在中国封建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察和剖析,以便能够较为透彻地进行批评,从而对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的思想价值作出一个较为恰当的估价。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一直存在着‘‘入世”与“出世”(或“遁世)的双重思想。首先,就入世方面而言,以家庭、家族、国家为本位的宗法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核心之一。文人士大夫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逐步树立了舍小家为大家、群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的家国思想,建功立业、封侯晋爵是他们的最终理想,仕进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选择。才华横溢的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感叹:“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了,为从个人到国家指出了一条修养、贡献之道。一般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尊重隐者(见好《论语》),但决不师法效仿,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成为后来部分文人士大夫最坚定的信念之一,但能够始终坚持不逾、身体力行者还是为数不多。 　　另一方面,隐逸思想在我国也源远流长。且不说那些上古时代的禅让,在《论语》中就记载了长沮、接舆、荷藤丈人等隐士。上古鼓吹避世隐逸最有影响的是庄子,他为那些隐士们的隐逸避世提出了基本理论和理想境界。尽管这不过只是乌托邦,却给那些身陷尘世琐事的士大夫以某种精神寄托,“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人生所受挫折越多,这种思想影响越大。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中,庄子式的隐士寥寥无几,而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却不计其数。其次,儒家本身也讲隐逸,这是不同于庄子避世、弃世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修养充实,以图东山再起的隐逸,孔子“隐居以求其态,行义以达其方”(《论语》)、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都是这个意思。这种隐逸是对仕途挫折的一种平衡和补充,它给文人士大夫,特别是官僚的影响是巨大的,“东山再起”说的就是体现这种隐逸思想的具体事例。 　　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隐逸一般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几次出现隐逸高潮的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宋和明末清初,也是政治黑暗的时期,社会动乱剧恶、政治黑暗是文人士大夫隐居最直接的原因。但也有从另一方面着眼去寻求隐逸的,即所谓“终南捷径”,为了得到某种政治利益而归山佯隐,这也可以从另一侧面来说明政治与隐逸的关系。作为隐逸者,一般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好安分去做农工,不再来多管国事。实际上,有机会还是要来管的,这就是亦官亦隐。因此中国的隐逸总是社会的、人世的,而不像西方的隐逸,他们的隐逸是宗教的,“他们独居沙漠,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西方的隐逸是在人性层次上的反省,是对“原罪”的忏悔。而中国的隐逸是在人事层次上的反省,是对人生的悔悟。这是两种不同结构、不同性质的文化传统的产物。正由于中国式的隐逸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因此它与社会的联系密不可分,而与隐逸者在人性意义上的灵魂拯救关系不大。在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中,文人士大夫“隐”与“仕”的内心矛盾,“出世”与“入世”的双重人格都有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式隐逸精神的典型代表。在词中,可以看出他们虽身处山林,但无法割断与社会、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以此为视角,以他们从尘世走向山林的过程为线索对南宋前期的山水隐逸词作出具体分析。 　　在此文中,论述南宋前期山水隐逸词“仕”与“隐”的矛盾冲突,是以这些词人在从尘世走向山林的过程中思想、情感的表现为具体表现对象来进行探讨的。并且,拙文认为正是在此发展过程中,在“仕”与“隐”两种状态中,他们“仕”与“隐”的思想矛盾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表现。另外,这里的探讨是作“群体考察”,因此只以这个群体的总倾向、总发展为典型代表进行探讨。实际上,当时每个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情感历程不尽相同。在此,仅就其山水隐逸词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为对象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