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敬日美协调外交构想.doc

原敬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摘 要：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原敬；政治理念；对美认识；日美协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8）03-0073-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8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原敬于1918年9月组阁，第一次实现了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标志着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上政党内阁的诞生，并由此开启了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内阁的惯例。原敬内阁成立伊始，即以日美协调取代日英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由此对一战以来大隈、寺内两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认识日美协调政策可以从国际政治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和平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公开外交为特征的“新外交”，反对列强秘密缔结协约或协定的“旧外交” ①。不过，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原敬日美协调政策与他在一战期间提出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也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在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相关研究中虽对此有所涉及[1]，但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原敬早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演变、原敬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认识等诸方面的考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做一探讨和分析。 　　一 　　1879年，原敬投身新闻界，在报知新闻社担任评论记者之时，正值国内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原敬目睹其发展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时势论”尤为值得关注。“时势论”始于原敬在1880年发表的《政体变更论》一文。在该文中，首先，原敬提出政体之变更“无常理也无常势。是以需要循时乘势，或未必需要变更，或必须进行变更。总之，是否变更政体唯在于时势之如何。”[2]14接着，原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所体现的是依据舆论和公论，“国民正热望立宪政体之时势”[2]15。再次，原敬批评当时藩阀政府对于要求颁布宪法、开设议会的自由民权派的敌对态度，认为“原本国会请愿之徒是为时势所推动。即其徒之见识能够成为时势。夫已为时势。何问其贤不肖，何论其进退举止，孟轲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C基，不如待时。”[2]1617即原敬积极支持运动并非因其是当做之事，而是基于其必然产生的认识，认为促成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时势的作用。最后，原敬强调不察“时势”之危害：“盖在未可变更之时势之际进行变革，则崩坏四出以至于天下复不可收拾；又若在可以变革之时势之际不进行变更，则上下乖离终至于不可维持之境地。此二者皆不可为矣。”[2]17在1881年发表的题为《知大势为官民当务之急》一文中，原敬又进一步详加阐释“时势论”，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势者也，而治国之国莫急于察势也。今夫不知势者往往违背大势之所趋，是故祸害不旋踵而至。而能察势者，无论何人皆可乘大势之所趋，是故其所欲者不期然可以得之。……治国者安能不察其势之所趋，而事先予以处理也。”[2]3940由此，原敬认为“时势论”是治理国家者不可不关注和予以重视的普遍政治理念，并运用于其后对外关系的认识中。 　　“实力论”，源于原敬早期的政治实践。1882年，他因偶然的机缘结识长州元勋井上馨，并受其赏识，开始踏上仕途，进入外务省。1884年，担任驻清天津领事。1885年，被任命为巴黎公使馆副书记，1889年归国。海外的五年任职经历，对于原敬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方面大有裨益。自1890年起，原敬相继出任身为?r商相和外相的陆奥宗光的秘书。1895年5月，原敬升任外务次官。原敬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历经条约修改和三国干涉，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深刻认识到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国地位。1897年，随着陆奥宗光的去世，原敬离开官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翌年，担任社长。1897年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