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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与建国初期的历史学 　　[摘 要]“百家争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的一个方面，最初是针对历史学问题的争论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初期，历史学领域里的争鸣较之其他学科领域的争鸣更为活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9年1月郭沫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再次引发了史学争鸣的热湖，通过讨论，有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相关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关键词]“百家争鸣”　历史学 建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K09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2－0022－06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其中“百家争鸣”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的。其实，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更早地出现了“百家争鸣”，建国初期的历史研究也正是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史学界的争论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建国初期宽松的社会氛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前历史学上有争论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范文澜、翦伯赞与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针对历史学界的争论和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创办历史学刊物的问题，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百家争鸣”的方针最初是毛泽东针对历史学提出来的。据黎澍回忆，1953年前后，“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时，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据刘大年回忆：1953年10月，陈伯达在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他指出，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并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刘大年和尹达负责。陈伯达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陈伯达传达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的指示。 　　此后，1956年4月25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史学界的争论促生了“百家争鸣”方针，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又促进了历史学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带动下，史学界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展开了争鸣，这些争论当时被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者中有老一辈的著名史学家，也有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研究中国史的，也有从事考古和世界史研究的。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家持“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持“春秋封建说”；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说”；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持“秦统一封建说”；周谷城持“东汉封建说”；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持“魏晋封建说”。争论的各方都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争论比较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掌握，也重视考古材料的引用。讨论“以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最为活跃”。这些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最终行成定论，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在“百家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