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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及其与民族主义关系 　　摘要：近几十年来，文化教学已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外语教学的重点已从语言形式的习得转向交际能力的提高。在交际能力的培养中，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们往往被视为交际行为绝对正确的源泉，目标语文化被看作是单一同质的模式。这种做法促使了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现的形成，强化了民族边界的维护，同时极大地妨碍了跨文化理解和文化容忍。笔者认为，外语教学是两个或更多民族交会的过程，能够促成“我们”文化和“他人”文化等“文化身份”的形成。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为了维护各自的民族边界，植根于语言和话语中的“民族身份”日益凸显。因此，外语教育界有必要重新思考超越交际需求的文化成分的含义，并努力培养外语学习者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意识。 　　关键词：文化教学；民族主义；民族身份；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052-05 　　 　　1，引言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外语教学日益受到诸多国家的重视。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被视为进行外语教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外语教师和教育机构对于跨文化含义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讲，跨文化理解介于陌生恐怖(xenophobia)和普爱论(universalism)之间。前者过分强调文化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我们”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后者却忽略了文化间的差异，可能引发自大漠然的普爱论，对他人文化缺乏移情。即使现实世界确实介于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仍然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方面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们的位置问题。由于交际被看成是外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们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源泉。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很容易把目标语社会文化简单化、刻板化，甚至同质化(homogenized)。第二个问题：由于赋予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们过高的地位，外语学习者不能对所接触到的文化信息进行批判性地接受。这个问题对外语教育意义重大，因为文化信息有助于目标语社团形象和学习者语言社团形象的形成。这些形象反过来强化了这样的世界观：世界各国的文化截然不同。对这种世界观不加批判地接受会导致陌生恐怖或普爱论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尽管整个世界日益卷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但当今民族主义时代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与民族身份(nation identity)不可分割，民族主义时常导致政治运动。即使有时没有明显的政治运动，文化身份在政治身份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财富和资源分配往往是通过身份政治进行的。因此，外语教学处于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受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张红玲2007)。对外语教育者来说，考虑外语教学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处理好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正确对待以目标语为母语的人们的身份语言和学习者的交际语言，了解外语教育的效果和含义是非常必要的。 　　 　　2，语言、文化与外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Sapir-Whorf假说，即语言形成并制约着人的思想。尽管这种观点受到了广泛的批判，甚至被看成是极端的观点，但其语言影响思维、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十分正确(Wierzbcka 1997)。事实证明：语言和行为关系密切，行为模式具有文化特定性。 　　对外语教学来说，不仅要让学习者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符号系统，还必须掌握有关目标语社团文化方面的知识。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使大多数人接受的文化教学观，“没有一个教学大纲将文化教学提高到与语言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更没有对文化教学应该达到的教学标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测试与评价进行全面的论述”(张红玲2007)。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涵盖一系列丰富的内涵，可以给我们提供具有众多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许多学科，如语用学、人类学、生活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其理论和思想都会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产生影响(Austin 1998；Putz 1997；Savignan 1983)。可以说，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因为它缺乏理论基础，又没有系统的实践方法。Cryle(1992)称之为“学科混杂(disciplinary promiscuity)”，但他认为，无论如何，向学习者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对外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种“混杂”意义上来说，文化与诸多领域相关，而这些领域严格来说不属于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