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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官府广场与园林 　　几千年来，中国官员有不解的官府和官邸情结。 　　如果说完全没有文化也不尽然，至少这是官场文化的体现。官府建筑，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 　　在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州、府、县的衙门，在营造中要受到诸多的限制，远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和自由，满怀壮志地营造豪华气派巨构――书记、市长、县长就是“整出”天安门广场，“整出”皇宫、中南海、白宫来，也没有人说你大逆不道。山东半岛某县，在很有气魄的办公大楼前，修建了如同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小的广场――我到那里参观时，正值夏天，偌大的广场空空荡荡，除了草坪就是鲜花，没有几棵树，走在广场上酷热难耐。一个县城有多少人?真是显摆啊!坐在这么一幢办公楼里，一把手二把手，俯瞰着他们的“领地”，俯瞰着芸芸百姓，感党一定极好。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形制“发育”得很成熟。 　　官邸衙门府第的建筑都有标准与规范。 　　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以外，州县的府署衙署，多处于城内略偏的位置，不敢雄居中心。县与府，至多是三进院落。知县、太守兼地方法院院长，“三堂”会审，也只不过是三堂而已。我在晋西北一个穷困小县，看到原有县衙老屋，用做县科委办公室已嫌拥挤。 　　不论大小，一座城市中，要先有一些标志性的楼阁，如钟楼、鼓楼、更楼、牌坊等等。这些景观建筑处于东西南北几条“十字大街”交叉口处。此外还有庙宇(包括文庙、武庙、城煌庙等)、谯楼、更楼、戏楼、望楼、古塔等各种标志性建筑排列有序，这些除了发挥其功能外，还能美化街景，增加城池的美学效果。 　　此外，书院、佛教寺院、道观、祠堂等，是古代城市中不可忽略的公共建筑。庙宇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建筑上也有一定规制。地方州县各级领导，即使最有魄力，也不敢把衙门建得比孔庙更加高大雄伟。 　　等级，有其“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对无序、膨胀和失控的一种限制。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搞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纠正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反对奢侈浪费”……原则早已有之。没有了型制规范，又缺少自我约束，虽有“三令五申”、 　　“狠刹”，往往令行而不禁不止。城市“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中，位于区域中心引人注目的非行政办公大楼莫属。大楼前再建西式广场喷泉草坪，夜晚灯火辉煌。即使与古代相比，很难说这种规划和建设理念，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上行下效，在一些地方小城镇建设中，乡镇政府也多成了中心，建有当地最好的楼房。 　　在参观过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后，十分感叹，想不到当年李鸿章的办公室，才这么一个院落，几问房子。现在不用说省地市，大军区省军区，就是全国一千多个县市政府，哪个不比直隶总督府气派?还有乡镇的办公楼，比直隶总督衙门大的也不少啊! 　　中国古典园林植根于东方哲学、生态学和美学。 　　城市宅院都有墙，不能无限扩大，土地一直很珍贵。中国式的园林景观文化可能与此有关，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原始状态，庭院中也尽可能地有一种置身于自然的感觉。正像《老子》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互为感应，互为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西洋草坪花园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城市宅院美化的宗旨是模山范水，示其自然率真，而摒弃人工的整齐划一。在具体手法上则采用凿池、筑山、引水、叠石这几样手法。亭台楼阁，也多有文化意蕴与建筑特色，有一种亲和力。 　　这些造园手法大抵在东晋时就已经常见。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写的“曲水流觞”。夏日天气酷热，引郊外山泉或溪流人园，可使人有清冽之感，减少暑气，同时也增添许多风情。宋以后的中国园林，尤其是南方的园林，筑山叠石多采用具有“漏、透、瘦”特点的太湖石，透出诗意、禅意和画意，耐人细细玩味。中国传统的园林文化沉淀非常深厚。宋代诗人苏舜钦在苏州建沧浪亭，并留下了“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这大抵是最早的“城市园林”吧。元代禅师维则在《狮子林即景》一诗中有“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的描述。明代文征明在《拙政园图咏》中写道：“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西式广场草坪少有灌木树木，不仅大面积草坪的维护不易，耗水量大，而且生物量也比不上乔、林、灌、草组合的中式园林，净化空气的功能差。冬天，北方城市中草坪一片枯败。前些年，申奥检查团来京前，长安街等主要街道两侧枯黄衰败的草坪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绿油油，引起了国际有关组织和人士对“作假”的怀疑。后来解释说，喷洒的是一种带色的“肥料”，不是特意为了染色。现在，各地都在“打造”适宜居住城市，房地产商打出“山水豪宅”、“亲水家园”、“珠江俊景”之类，这些都只是“卖点”而已。哪一处真有城市山林的感觉? 　　空间大小，占地面积多少，并不是评价生态环境的标准。相对于西式草坪花园，中式园林占地较小，但布局自由，景象丰富。自然生态与精神文化生态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