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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法人信息权法律保护 　　摘 要 在大数据环境下，以脱敏数据权利为代表的法人信息权面临法律保护的难题。脱敏数据由于具有非识别性和群体性的特征不属于个人信息，应作为法人信息权的典型对象看待。现有立法对于法人信息权通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的方式予以附属的、有限的保护，难以适应保护需要。法人信息权是一种所有权，其权能包括信息占有权、信息利用权、信息收益权和信息处分权。 　　[关键词]法人信息权；脱敏数据；法律保护；信息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号]1673-0461（2018）08-0082-07 　　大数据环境不仅推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也由此产生权利的变迁。在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信息权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脱离个体的诸如脱敏数据权利也日渐受到关注。2017年6月，一场数据控制权之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顺丰与菜鸟因为数据接口问题“大打出手”，最终由国家邮政局协调才得以平息。然而这样的数据权利既应当被相关主体所依法行使，同时又无法简单地划入个人信息予以保护，特别是如果这些数据实现了“脱敏”不再直接和自然人相关，对于其权利又该如何认识和保护？这正是大数据时代为法律所提出的全新命题。 　　一、大数据环境下脱敏数据权利困惑 　　随着大数据环境的发展，信息数据的意义与价值日趋彰显。“大数据”概念的创造是为了回应传统的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方法在面对“大数据的三个V”的失败，三个“V”，即数量（Volume，数据量）、多样（Variety，数据和种类的范围）和速度（Velocity，收集和传播的速度）[1]。此外，第四个“V”（Value，价值）也应该是大数据的内容，并且是也许最容易被忽略的内容[2]。 数据影响任何重大或微小的事项，确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政府管理、商业贸易、经济生活等社会的各个方面。[3]从某种意义上，信息数据正重新构建着当今社会，“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样态， 　　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数据的整合和分析至关重要，并因此改变了信息数据的结构与形态。理论界关于“Value”其实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价值密度低”――数据量呈指数增长的同时，隐藏在海量数据的有用信息却没有相应比例增长，反而使获取有用信息的难度加大。以视频为例，连续的监控过程，可能有用的数据仅有一两秒。[4]大数据不是简单的数据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和越来越多的信息被不断扩展的程序收集。[5]数据挖掘是其关键环节，数据挖掘即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现实可用的大量数据所带来的挑战驱动着对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需求。[6]而在数据挖掘过程中，信息数据的形式与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被认为是大数据最早发挥作用的案例Google流感趋势（Google Flu Trends ，GFT），其基于网页搜索的分析来估计流感趋势、位置等数据。而在此过程中，信息数据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谷歌公司所公布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固然是基于网页搜索次数，但是其关于趋势、位置等数据的分析确实无法与每一条数据的汇总列表完全等同。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数据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就是实现了数据的“脱敏”，其不再属于原有的信息主体。也有学者称之为数据的“匿名化”或“去识别化”，认为数据匿名化是使敏感数据去识别化，同时保留其格式和数据类型的过程。[7]在大数据分析时，去识别化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8]对此有学者指出，只要被汇聚的数据没有进行相应的脱敏处理，不能产生新的价值，仍然属于原始数据的被记录者，没有原始数据主体的许可也不能允许这些数据进入到交易中心进行交易。[9]我国在世界范围率先成立了多个大数据交易所，包括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华中大数据交易所、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所等。而在大数据交易所中交易的全部数据必须是“脱敏数据”①，并完成“收集→脱敏脱密→建模分析→结果可视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 　　然而，目前立法仍未明确这些脱敏数据权利性质和归属，法律的滞后性在大数据环境下显得更加突出。201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仅明确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②。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将保护范围限定在“公民个人信息”。从现有立法看，对于不识别个人的“脱敏数据”尚且无法予以保护。但是现实中脱敏数据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也被广泛认可。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截至2017年10月，其交易额累积突破1.2亿元，交易框架协议近3亿元，可交易的数据总量超150PB。这就导致了立法与现实脱节的局面。当信息权利脱嵌于公民个人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