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公共政策安全套运动.docVIP

影响公共政策安全套运动 　　对性服务者的严厉惩罚表明了目前政府对待地下性产业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一群体还在被社会日益边缘化:她们的心理、健康、生存无人问津反过来加剧了性疾病传播，公共卫生紧接着成为性产业之外另一个困扰政府的问题。 　　9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赵鹏飞告诉记者，WHO资助中国控制艾滋病100%使用安全套计划的第二批试点城市开始启动，试点分别设在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尽管仍然有坚持者认为，“对地下性产业而言，安全套意味着纵容”，但毕竟对于矛盾中的公共政策选择，安全套已经以一种温和的平衡力量的角色出现 　　 　　“打击”经济的地方现实 　　 　　“推广安全套就像使用安全带，当然并不是鼓励你去违反交通规则。它的用意在于对环境进行规范。”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这样评价安全套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不仅更负责任，而且更现代，更文明。” 　　而这样的理解遇到地方现实，问题会复杂得多。在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的江苏靖江，100%推广安全套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时间，项目工作室主任靖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杜亚平9月27日告诉记者，“虽然在靖江的试点已经接近收尾，但在性工作者中间推广安全措施仍然很困难。”原因是尽管100%安全套项目得到了政策上的通行，但“性产业并没有获得‘赦免’”。记者了解到，靖江的100%安全套运动项目实施后，公安部门仍一如既往地履行了打击地下性产业的职责，“强度并没有减弱”。 　　在两种并行相悖的政策下，“实际上，我们的工作还是给公安部门先让步”。杜介绍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尴尬，项目组工作人员正在某一娱乐场所开展工作，派出所警员跟着就进来了，“我们只能出示卫生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然后撤”。相类似情况，在刚实施100%安全套计划的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同样存在，而安全套在湖北的处境则更为极端:两位报道黄陂安全套项目的记者被停职查看，据称“他们影响了地方政府形象”。 　　主持此次安全套运动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防止艾滋病项目官员赵鹏飞给记者出示的一份提交WHO的报告说:（对待艾滋病）公共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靠降低安全行为的“成本”（如免费提供安全套）;另一种是靠提高可能传播艾滋病毒的行为“成本”（如打击卖淫）。“后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政治上更有诱惑力”。 　　赵的意思是指打击性产业除了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实效，另一个被很多人所忽视并且更为直接的动力来自经济驱动。 　　“很多时候，它能解地方财政燃眉之急。”一位靖江警方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虽然公安机关“收支两条线”喊了多年，在靖江市范围内近十个县市公安局、城区公安分局，没有一个局是全额保证了经费来源?D?D财政部门只拨付部分人头经费，“其他经费都需要自筹”。“扫黄是大家都愿意做的工作。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罚款额度最高的行为就是卖淫嫖娼，每次每人可高达5000元，事实上，许多派出所有60%以上的警力都去干这事了。” 　　常驻中国的赵鹏飞发现了在中国办事的规律，“领导支持，工作就能做好”。赵提醒记者，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五年计划）中提到:“要健全市场服务网络，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正确使用安全套。”他说，这等于政府已经默认了一个事实:可以在卖淫女群体中进行干预措施，推广安全套。“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配合与容忍，公共政策从演变到施行，肯定是困难的。”“毕竟比起大张旗鼓地承认性产业合法化，安全套是温和而中性的表达。” 　　记者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中国控制艾滋病100%使用安全套计划的四个试点分别选择在了江苏靖江、湖北黄陂、湖南澧县和海南儋州四个小型城市，除了因为它们城市影响力较弱，“不至于引起太大震动，反而影响项目的正常运作”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可能更能体现中国现实”。 　　“政治与经济，是影响公共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而当政策面对现实困境时，安全套成为第三种力量。”赵鹏飞这么认为。 　　 　　政策代价与安全套补救 　　 　　一位卫生部门官员做过一个统计，1983年到1992年，光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扫黄行动，就有四次，各级地方政府的禁娼行动要更为密集，而“这十年，恰恰是我们国家性产业发展最快的十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长期从事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研究，他在一本由公安部编写的权威报告《扫黄?神圣的使命》中看到的数据是:“1991年前后打击行动的‘查处率’是25%到30%”，“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查处人数来推测当时每年的性工作者应该在80万，事实上，即使这样的查获率也仍然略显乐观。” 　　“在过去几年里，政府已经为对待性产业公共政策的单一选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潘绥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算了一笔账，公安机关每抓获一个性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