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仁恕与弘毅――小姨多鹤及其启示.docVIP

小民仁恕与弘毅――小姨多鹤及其启示 　　“蒙昧，无邪”。关于日本少女竹内多鹤在中国男人“二孩”心目中顽固的印象，严歌苓用了这两个词。民女的“蒙昧”，是相对于政治/国族战争的认识而言的；赤子般的“无邪”，是相对于命运/生活的感知而言的，两者重合在一起，便是人生的懵懂，便是认命的天真，也正是无悔的忠实和透彻的可爱――这样的柔韧与无辜，也一直伴随着多鹤的不幸的成年乃至幸存的一生。 　　这就是民女的魅力。她只在比如看电影事发这一类与爱情相关的事体上认死理发脾气，但她一旦有了一星半点爱和干净的可能性，就可以将苟活置换为生机犹在的无辜样子，也是足以感人落泪的。 　　这让我们不禁生出解悟――叙写民间往事之时，应该回落的历史观与人性观的朴素基点。这一基点的生发处是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观，是的，一定是“生活中的”。这部小说内部无疑活泛地浸润着儒文化的“忠恕”之道，即《论语?里仁》中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所蕴涵的并非体现于“夫子”、“君子”、“士”的为忠行恕，而是那种存活于民间人际的“仁恕”，近于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 　　现代教育家、学者蒋梦麟曾在《西潮》中挑明，日本从中国文化里只学到了“忠”而没有学到“恕”。但是，我宁愿相信这种偏失残缺的人格属于以军国主义分子为主体层级的日本人群，它至少不属于竹内多鹤这样的民女。 　　小说以“好死”之“忠”开篇，是那些“大和民族”代表者们，在堪称惨烈的冷静赴死的场面中践行他们的民族性；紧接着民女竹内多鹤背着别人三岁的女童逃命，哪怕让小孩“多活一天”的生命哀求，本能地掌控了自己，她于懵懂苟活之时已经天然地以对生命的知恩领恕超越了绝望（小说的后面，当年的女童已长大为田中首相的护士久美，她寻找到了多鹤，并解决了恩人归国以及子女赴日的难题，感恩施恕的故事也有了结构上的关照）。于是多鹤茫然不知敌友的生死选择里，开始了在死的底限之上的求生，而且还为买主生了包括二孩在内的三个后代，在名不正、情不顺的境况中，坚韧地付出爱、持守爱的信念，直至伺候张俭在她的祖国她的身边看病终老。 　　日本女人多鹤这一外族身份，经由家中小姨这一亲人身份的转换，在以张家为基本征象的小民世界，她身上所负载的东西，已经完成了从不懂的国仇到可感的家亲的更变。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竹内多鹤作为代浪村年轻民女身份所起的作用。即便被买回家中之时张家并不清楚，但是随着这个日本民女“蒙昧，无邪”本性的显露，张家尤其是男人张俭的护爱之心和女人朱小环怜悯之意的生发，民女的魅力才得到亲近认同。“小姨朱多鹤”，这个名份的指定，既可获得伦常的外部合法性庇护，也为她被给定的使命赋予了溢出伦常的民间合理性暗示。 　　“选根好绳子”、选个干净的水塘――在多鹤这一“好死”的冲动之下，总是有苟全“赖活”的支撑使她选择复生。尽量保持活者的体面，让“赖活”获得尊严的指望，这是小说的内在震撼力所在；以泼辣应对欺侮、以仁忍化解敌意，用宽谅和体贴的本心来表达爱意和感恩，这是小说的感染力所在。 　　作品中所有人物都真切地普通着，又着实地独特着。 　　在这些人物中，小环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可敬的形象。小环是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是小环，把本处于险恶锋刃之地的家境、把“环境/种族/时代”叠加构成的危难生存，硬是在她的主导下变成了“生活”。人性的普泛价值，在小环的潜意识里蓬勃为扎根于心地的信念，确凿、坚韧、颠扑不破，她逸出了族际内外的恶寒相向，在难对付的女人小脾气、聪敏的应急本领和彻骨的母爱之间，有着可以扩展到巨大程度的适应容量，维护家庭子女利益的强劲意志、深厚的恻隐之心，氤氲成强力无敌的人间恤暖。多鹤曾经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被小环天天月月“凑合”着“混”日子的达观所感染，使她学会了精神的安慰，用虚拟的约会来信守诺言。古人寄语“君子”和“士”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朱小环――平朴、大量、无论陷入怎样旋转的世道都用本然智慧的爆发力正面迎接生活的伟大女性。 　　从抗战结束到“文革”，家中收留日本女人这件事的险情，使整个小说一直笼罩在紧张动荡的气氛里，多鹤为张家代朱小环生子，又让家庭内外始终难得出现平静相待的关系。“瞒”，尤其是对外人的隐瞒，难度和压力之大几乎等于挑战“仁”的极限。张俭获刑前的心理暗想，可以说，集中叙述了张俭（其实也有小环）对多鹤的基本态度： 　　“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二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