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改编中叙事策略研究.docVIP

张艺谋电影改编中叙事策略研究 　　我们知道，电影改编是将一种艺术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艺术创造。巴拉兹就认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为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巴拉兹非常强调改编的创造性，在巴拉兹看来，小说的文学形式是可以根本不顾及的，只要把小说当作一堆未经加工的素材就可以了。这代表着一种从电影出发，以电影为根本的电影观念。 　　张艺谋在改编上的“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试图超越中国电影体制的弊端，维护与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的努力。相对于第四代导演们，他的改编观明显更接近于西方把“原著当作素材”的理论。在第四代导演中，谢晋可以说是最钟情于文学作品改编的一个。他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最后的贵族》等都改编自文学作品，虽可以说是部部成功，但他所秉承的改编观念，还是没有脱出“忠实于原著”这个框子。另一个第四代导演凌子风在《骆驼祥子》之后还改编了沈从文的《边城》、许地山的《春桃》、李吉人的《死水微澜》，但他所持的改编观念也还是“原著加我”的原则，在整体上保留原著的完整，这样，导演的创作个性还是难以得到完全的发挥。 　　这种受原著约束的改编局面是由第五代导演打破的。从《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起，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把文学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往往抽取其中最感兴趣的一块进行加工。而这种“独立”与“专权”，在张艺谋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以至于“随着张艺谋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改编的主动权、随意性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被人认可，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把小说交给张艺谋，就得随他去改。” 　　虽然电影改编的过程不过是“导演将小说当作素材，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结构的过程”这类改编观念已被接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时间性已全盘被打破，只能在完全更新的元素组合中形成节奏”，而如何处理那些从小说中被支解下来的元素呢?如果说，选择小说与主题确立都还只是回答了“说什么”的问题，而作为一种作用于视觉的表演艺术来说，“怎么说”更是重要。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突破了忠实于原著”的约束，对主题的创造性的修改，更在于他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表现长达几百页小说故事的功力。从表面上看，尽管他选择的小说题材似乎是不同的，但张艺谋手中似乎总有一柄“魔杖”，总能利用几近相同的故事框架，把复杂的内容简化为集中的性格冲突与故事情节，或是构成悲剧性的结构，或者构成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感伤甚至困惑的“团圆”结局。 　　还是从电影《红高粱》的改编说起。前文说过，张艺谋在改编中，“只取一叶”选择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众多主题之一：表现感性生命的骚动，唱一支生命的赞歌。与主题简化相对应，张艺谋对小说《红高粱》的叙事方式，包括内容(情节)，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结构形式、叙事时间等都作了大幅度删改。 　　小说《红高粱》以“我”为叙事者。开头：“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一开始，小说就告诉读者，它是以打日本人为主线的。全篇也是以“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这一天，打日本人的过程为主干，中间穿插着“我爷爷”、“我奶奶”、以及“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故事，直至结尾，“我奶奶”被日本人打死，小说的“过去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才合二为一，回到叙事的主干。 　　电影《红高粱》则不是这样。 　　电影的开头是“一个姑娘脸部轮廓显露出来。我奶奶的脸。年轻漂亮，灵气逼人”。同时配以画外音说道：“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七月初九，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五十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疯病。”这样，电影首先出现的是扮演我奶奶的巩俐的一个近景镜头，把“我奶奶”推到银幕前，并且沿此线索一直叙下去，直至“我奶奶”被日本人杀死。在电影里，“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故事成了叙事的中心，而打日本人，则变成了一个插曲或一种结局。 　　很明显，这是由主题的变动带来的。电影《红高粱》想表现过多宏大的主题，只想表现高梁地里“那种感性生命的骚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真活得自在，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想折腾就折腾”的故事。 　　由此带来的改变很多： 　　1、由多时空交错的双线索叙事结构变成单线索顺时叙事的结构。 　　2、“我爷爷”是小说的一号主人公，而“我奶奶”在这部小说里只是一个配角，只是“我爷爷”生命中的一段传奇。电影以“我奶奶”这第一主人公，与其说是在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