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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价值及在中国适用分析 　　摘要：与诉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相比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追求、体现当事人对民事权益的处分意志、顺应和谐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弥补由于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遗憾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方武的可选择性与最终效力形式的唯一性的冲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司法审判权行使的统一协调、当事人处分意志的自由性与法律规范强制性内容的冲突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构建起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法律体系、实现对于民事案件进行分流、加强法院的监督职能。 　　关键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民事纠纷；调解；仲裁 　　中图分类号：DFT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6－0123－07 　　一、引言及文献述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亦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源于美国，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在当今世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利用和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它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日益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社会机制，是国内外法律实务与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ADR的出现与发展不仅给特定纠纷的当事人，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作为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产生促进了纠纷解决理念的变化，即从对抗走向对话，从价值单一走向价值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谋求“双赢”，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2008年5月21日，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于斯特拉斯堡作出了关于在欧盟范围内推动建立调解机制的指令，该指令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指令之目的在于使得当事人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鼓励使用调解以及确保调解与司法程序之间的平衡关系促成纠纷的妥善解决。”而中国国内各地更是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2年发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9年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显示中国对以诉讼外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视。 　　目前中国国内理论界对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关注度非常高，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加以研究：有的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加以研究，比较分析不同国家非诉讼解决纠纷存在的基础与面对的问题，尝试将世界上诸多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法与思路纳入一种模式来评价思考，或者通过比较，探讨国外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借鉴及其与中国ADR制度的融合；有的学者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身的特点出发，来研究中国实践问题，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土化问题进行思考与展望，构想中国ADR的制度设计；更多的研究者则是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比较于诉讼机制存在的优势角度，积极推崇ADR在中国的运用。当然，在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热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冷静地对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进行冷思考，探究该种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当下对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探讨，人们更多的是在强调它的优点，但是对于它的不足之处则相对较少涉及。甚至于在人民法院的办案实践中，也在追求调解结案作为一种工作实绩的考察依据。但是，为了发展与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同时也更为维护司法的权威，我们应该认识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固然存在着与诉讼相比较的优势，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只有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才能真正对ADR机制更加以完善，使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二、中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的价值分析 　　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矛盾与冲突便不可避免。有效并合理地解决这些纠纷成为人们一直以来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都存在有一些主导的解决方式，但无论具体为何种方式，均可将其分别归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与公力救济中。就现阶段而言，民事纠纷的三类解决机制各有其特点，功能各有侧重，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有所不同。 　　1、以诉讼外方式来解决纠纷在中国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更符合人们解决民事争议的道德追求。 　　中国自古崇尚和为贵，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精神。中国古代统治者深知和谐与稳定不单是依靠法律所能取得的，还需要借助于崇礼重德的厚重的文化，因此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仪，在实际的执法施政中积极主张息讼、止讼，以至诉讼在人们心目中日益变成礼所不容的行为，息讼、止讼于家族、家庭乃至个人而言，也是爱惜自己颜面、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之所需。这种价值取向，直接引导着中国古代各项诉讼机制的构建，规范着各种诉讼活动的进行，并支配着人们的诉讼心理和诉讼观念，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限制诉讼、平息纷争而致无讼的制度设计。就民事争议而言，中国传统法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