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理论与实施机制.docVIP

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理论与实施机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54年宪法前后，以1954宪法的若干民族区域自治规定和1952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法典为代表；二是1982年宪法前后，以1982年宪法的若干民族区域自治规定和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修正）法典为代表。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重要和关键的历史变革时期。而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成就，主要取决于两种动力：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和领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理论；二是政治法制文明的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的推进。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法律”，足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立场；也更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成就，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的不断成熟及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重温和审视：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成就的原动力；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机制建设的新课题。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成就的原动力 　　 　　所谓“动力”，乃“思想”和“制度”。其“思想”是指导和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理论。其“制度”是指能够有效推动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前进的先进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就是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之一。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的特殊地位。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和反映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所有的国家法律法规之中。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大地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中的“三区革命”或“三区法制建设”，使中国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舞台和奇光的异彩。其“三区”（“经济特区”、“行政特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特区”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内改外放到市场经济、从沿海区间到西部大开发、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等等；“行政特区”则解决了中国近代史辱问题，“一国两制”使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有效地解决了祖国统一的新模式；“民族自治地区”即民族区域自治有效地解决了当今世界难点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以法制先行。“三区法制建设”的经济特区特别法、行政特区基本法、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法，分别形成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迈出了重大一步。这一短短时期的巨大变化，即推动这一时代前进的最活跃的动力，主要取决于一种伟大的指导思想，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理论”提出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领导制定和实施了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法。 　　邓小平理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律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一直被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如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民族法律法规，在当时的国家立法和法律文献中，或在部门法律中，特别是1954年宪法的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许多条款，是很特殊和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制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指示和论述。如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文中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一论述，已将民族区域自治法制问题引入具体规范。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在这期间也曾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别哪些能用，哪些修改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这些民族法制思想和原则，当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施。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理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譬如，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