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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苗族教材本土化实践 　　摘要：20世纪30年代，贵州石门坎教育实践家朱焕章参考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编写了《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他的这种教材本土化实践给石门坎教育史增添了厚重的一页。朱焕章在开创发展当地教育和编写教材时，把当地群众作为教育主体，并结合苗族群众认知水平、生活习俗，增强群体认同意识，这些实践探索为当时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苗族；朱焕章：教育理念；教材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1-0043-04 　　朱焕章，苗族，1903年8月生于贵州省威宁县龙街镇高原乡三道坡的苗寨，家境贫寒。1918年秋到石门坎光华小学读书；光华小学毕业后，1923年得到当时在石门坎传教的英籍牧师王树德(w.Hudsepth)的赏识，得其资助到云南昭通宣道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便回光华小学任教。1929年受到教会资助去华西大学读书，1935年毕业后成为苗族第一个教育学学士。学成回乡即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校长。1939年受邀到昭通明诚中学任教导主任。1943年返回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族中学“西南边疆威宁石门坎初级中学”，并一直担任校长到1950年7月。南京国民大会期间，作为威宁县国大代表参加会议的朱焕章被选为宪政促进会考察委员、西南教育委员驻京代表。期间，蒋介石曾亲自接见朱焕章并留他在南京工作，但是朱焕章拒绝了其邀请，仍然回了石门坎。1954年朱焕章被调任贵州省教育厅中教科副科长，从此没再回石门坎。1955年在政治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缢于贵州黔灵山上。 　　教材本土化就是结合本地文化背景，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中，赋予本土知识一定的地位，使学习者掌握和应用本土知识，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脱离民族地区生产生活实际，实行整齐划一的教材。朱焕章以及他编写《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的实践就是一个成功的教材本土化案例。这一实践给他生活的社区――石门坎成为西南三省苗族文化中心，并一度成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点添了浓重一笔。这也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朱焕章把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本土化而编写的《西南边区平民千字课》在云贵地区普遍传阅，广为流传，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史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教材本土化的背景 　　20世纪20年代，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中国也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平民教育。1923年6月陶行知和黄炎培等人组建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作为反传统教育的旗手和建立新教育的开创者，陶行知提出了以下教育理念：“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从教育理论到实践，从城市到乡村，“他以无穷的精力和热情，投入了每一个阶段，投入了每一个趋势和观念的新浪潮。无论是向中国介绍进步主义教育、‘五四’运动、平民文化、乡村建设……陶总是站在最前列。”(周洪宇，1991)1923年，陶行知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部平民教育教材，正是他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具体目标是：希望10年或5年以内，能使12岁以上、25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1000字所代表共和国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当全国以《平民千字课》为课本进行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时，西南边区的教育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时期，贵州正处于国民政府加大其基层地方政权的建设。在这一个过程中，石门坎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警觉，贵州省民政厅官员田东屏经过实地考察写出有关石门坎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教会的存在使苗人没有国家、政府的意识。这份报告引起各方的重视。当时驻扎在云南昭通的杨森，专程前往石门坎了解情况，结果被当地人当作异国的长官。杨森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于1936年移军驻扎安顺、威宁一带，由蒋介石指派出任苗夷教育会董事长，向当地各少数民族推行“同化”政策。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驻军所在地有10户以上苗民且驻扎时间为10个月以上的部队，要开办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正规教育；二是倡导苗汉通婚，苗人改穿汉人服装；三是保送苗族优秀青年上中央军校，培养人才。此外，杨森在石门坎设立了直属于他的国民党党部，发展党员，与教会争夺学校的领导权。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些措施没有得到完全的实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的影响。 　　同时，在全国非基运动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影响下，循道公会也不得不重视如何适应中国形势变化的问题。于是，苗族的教牧人员开始掌握部分权力，并于1936年7月制定了“石川联区五年运动大纲”，力图从宗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