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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思想启示 　　摘 要：王光祈是我国近代音乐学的奠基人，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用其反思我国音乐学研究中的浮躁现象，恰到好处。其“进化音乐观”促使后学反思学术研究违背人类文明的进化思维规律或与其文化环境、历史坐标割裂的现象；其“唯物音乐观”促使后学要遵循“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的唯物研究的序进规律；其“比较音乐观”促使后学反思在不同音乐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要坚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根本道理。 　　关键词：反思 ； 进化 ； 唯物 ； 比较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1-0070-07 　　 　　王光祈是我国近代音乐学领域第一位卓有成就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乃至亚洲比较音乐学的先驱。他第一个提出了我国乐律学的科学分类法、世界三大乐系区划、音乐学研究的序进规律、中国音乐发展论、东方民族音乐学和中西音乐的深层比较等。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光辉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音乐学的研究和发展。面对当前我国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浮躁、添乱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王光祈的进化、唯物、比较音乐观念，在弘扬其学术精神的同时，促进后学返观自照，深刻思考，在前进中不断反思，受益解惑，求实问是，免走弯路，以此促进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和快速地发展。 　　 　　一、“进化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 　　 　　王光祈在其论著中第一次用科学理论诠释了进化的音乐观。音乐进化与人类文明同步，既不可逆转，也不可超越。音乐的“形、行、心、器”{1}总是要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种类由少到多的进化过程。无论是对音乐源头、发展过程，还是对其规律的研究，都必须在同步文明进化的框架之内。他在《中国音乐史》自序说：（过去）“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从前‘纪事本末’一类书籍近于言‘进化’矣，但亦只限于该‘事’之本末，而对当时社会环境情形却多不作深刻探讨。此与近代西洋治‘历史学’者大异”[1]。他用进化音乐观撰写了中国音乐史，并用“进化”命其章节：“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舞乐之进化、歌剧之进化、器乐之进化”[2]。这种进化音乐观告诫后学，人类一切文明现象无不包含在一定的进化程序中。一切违背文明进化思维的做法，一切脱离历史坐标，超越文化共进程序的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研究成果都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容易偏离严肃的治史之道，陷入无端的臆断或热情的幻想之中，得出与史实相悖，与文明进程相左的结论。其治史心态容易滋生“崇古和饰古”[3]的弊端，容易把史料说得越古越好。譬如对距今近8000年的“贾湖骨笛”的钻孔分析，就有不少学人提出超越史实的看法。贾湖“骨笛在穿孔前先划上等分记号，然后在符号上钻孔”[4]，留下了制作时为确定孔距，使用钻头轻点而留下的刻度痕迹。有人认为：“是根据某种特定的比例关系计算好了的”{2}；是“在制作时为计算开孔而留下的计算刻度”[5]；“说明当时在制作笛子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6]；还有人根据今人的测音结果得出了“十二平均律”[7]、“六声清商音阶，六声或七声下徵音阶”[8]和“多宫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9]的结论；甚至认为“M282:20号骨笛小孔，透露了中国人最早的旋宫转调的音乐实践信息[10]”。这种与进化音乐观是背道而驰的“崇古和饰古”心态，后学应该深刻反思。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夏和夏以前的历史扑朔迷离。先民“到大约6000―7000年以前，各地以不同形式走向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留下了新石器文化。这时各族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颇幼稚的宗教和神话，但往往是些朦胧的记忆或结合后来的宗教思想所作的描述。到大约5000―6000年前，各地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方才有了内容较为丰富的神话传说”[11]。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初期的贾湖骨笛，比仰韶文化早2000-3000年，比龙山文化早4000多年，是人类文明的童年期。当时不可能有文字、明确的语言、神话传说、文字记载，更不可能具备现代意义的乐律思维和计算能力。现存关于上古的音乐传说，多见于周代以后的文献，难免带有后世的时代烙印。“古代数学的萌芽应该产生于原始公社末期”。“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只有|、||、|||、||||等表示1、2、3、4的数字符号；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也只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图案”[12]。倘若考虑到上古文化的不平衡性和贾湖文化可能存在的超前性，当时先民最多也超不出以10个手指记数的整数思维。实难想象在8000年前，整体文化蒙昧低下、理性思维孕而未化，却能在骨笛制作过程中超常进化、异军突起？上述各种结论显然是站在主观想象和臆测之上，超越了历史，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规律，有明显地饰古之嫌。 　　王光祈站在进化论的科学高度认为庖羲、黄帝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