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器乐文化保护继承与发展.docVIP

湘中器乐文化保护继承与发展 　　一、湘中器乐文化源远流长 　　 　　湘中包括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北部以及娄底、益阳、岳阳南部等地方，是湖南政治、经济、交通的重心所在。商、西周的乐器大铙、?n、甬钟等，大多在这一带出土。湘潭县青山桥出土的甬钟，年代应为周昭王时期。几千年来，这里的器乐文化绵延传承，可谓源远流长。 　　楚国时期，这里的音乐文化就很繁盛。楚庄王（公元前613―591年在位）好乐，设乐尹（乐官）17人专事乐律。关于楚音乐（乐调）的音律，宋玉答楚襄王（公元前298―263年在位）曾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记载。《战国策》也称，郢人作《阳春白雪》“其调引商刻羽，杂以清角流徵”。这种音调特点如今仍保留于湘中地区民间器乐之中。 　　秦汉时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楚歌者》记载，其乐器有琴、瑟、竽、笛等。汉代音乐袭承楚制，《旧唐书?音乐志》曾有记载：“楚调，汉《房中乐》也，故《房中乐》皆楚声也”。 　　魏晋时，随着道教、佛教传入湖南，宗教音乐与民间器乐相互影响。如佛教禅门“玄门日课”和“早晚课颂”，所唱的“赞子”以及佛教玄门吹奏的传统曲牌，逐渐传播于民间，星移斗转便成了民间音乐的组成部分。 　　唐代是我国歌、乐、舞艺术鼎盛时期，唐玄宗（公元712-755年在位）时，潭州（长沙）府曾有《柘枝》乐舞的演出。唐德宗（李适公元780-804年）在位时，封舜臣出使湖南，潭州牧设宴相请，宴上曾演出《麦秀两歧》。唐乐舞也参与祭祀，南岳衡山曾有留存。玄宗开元间颁布的祭祀五岳四渎的乐曲，从唐延至北宋，持续不废，这在宋人张舜民《南迁录》中有详细记载：“元丰中（公元1078-1085）至衡山谒岳祠，有乐工六十四人隶祠下，每岁立夏之日致祝，潭州通判与县官备三献，奏曲侑神初曰《苏合香》，次曰《黄帝盐》，终曰《四朵子》。三曲皆开元所降至今不废”。南宋淳熙十三年，姜夔记述说：“丙午岁（1186）留长沙，登祝融，因得词中之曲，曰《黄帝盐》、《苏合香》，又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按沈乐律《霓裳》道调，此乃商调”。姜夔还明白记称这些曲调“音节闲雅，不类今曲”。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文天祥《衡州上元记》载：“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合乐，宴宪若仑于庭，观者如立通都大衢，与俳优上下，不知其肆也”。南宋八年范大成《骖鸾录》中有醴陵县方响，“铁工家比屋琅然”的记载。方响，乃北周乐器，是唐宋大曲、散乐常用的击乐之一，醴陵制方响比屋琅然之盛，说明蔚然成风。可知宋时大曲，散乐在湘中影响很深，故方响诸乐器广用于民间。 　　元明时期，北杂剧和南戏的兴起与繁荣，对湘中民间器乐的发展影响较大，现代吹打乐中的堂牌子套曲和散曲，大多是从南北曲唱腔衍化成器乐曲牌的。吹打乐也渐以唢呐为主要乐器。唢呐初见于明正德年（即公元1506-1520年）间，王磬的《西楼乐府》有记载，王圻的《三才图会》记有其形制，“民间多用之”。 　　清代以来，各乐类、乐种及乐器的组合趋于定型。民间音乐活动方志记载较多。清乾隆间《清泉县志》载：“新婚日，诸姑娣姒，与偕媚宴鼓吹款饮”。乾隆丙子年（公元1756年）《湘潭县志》载：“凡遇颁到诏书，地方官员……舆仗鼓乐，出郊接至公庭开读”。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衡山县志?风俗》称：“新年民间无事，五六人扮为采茶，男女一唱一酬，互相赠答，以长笛倚之，以胡琴、月琴应之，觉悠扬动听，不厌其聒耳也”。 　　此间，湖南地方小戏蓬勃发展，许多早期灯调、地花鼓曲牌，民歌小调也渐渐衍变成另一种吹打乐（即路鼓牌子），并发展成快、慢两种形态。为戏曲唱腔、身段、场景伴奏的锣鼓乐，也独立出来，发展成具有表现功能和表情意义的乐种，湘中一带锣鼓乐的套式也日趋统一。乐器配置以鼓、大锣、小锣、双钞（鸳鸯钹）组合，是湘中特色。 　　湘中丝竹乐极为丰富，应用非常广泛，发展到以竹笛、小青（小唢呐）主奏，配以木鱼、碰铃、云锣、鼓板、胡琴、月琴、三弦等件，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益阳、娄底广大城乡曲牌基本相通。曲牌来源有古曲、民歌小调和江南丝竹乐曲牌，如《梅花三弄》、《傍妆台》、《小桃红》、《水龙吟》、《蚂蚁上树》、《枫树落叶》等，还有源于佛、道的器乐曲牌如《普庵咒》、《老君笛》、《步云霄》、《上天梯》等。凡民间各种庆典、法会、道场所选用的曲牌，湘中地方都基本相通。 　　除上述乐类乐种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享有“国乐仅存浏阳”盛名的浏阳祭祀音乐。 　　在湖南的祭孔仪典中，浏阳最负盛名，《浏阳县志》载：“浏阳旧无乐舞，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知县杜聘邑人邱之等教习，至今称盛”。邱之 曾以康熙时的《律吕正义》为依据，继承了《中和韶乐》并在音律、音节、乐器及演唱、演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发展，大胆以“世俗之音，乱其雅颂之音”的作法，保留宫廷原谱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