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醒一段历史.docVIP

猝醒一段历史 　　《重说中国近代史》源自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即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它靠同学们口碑相传而走红校园，最终使更多的人对这段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历史重新认真审视起来。 　　这门课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原来在张鸣老师的还原下，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精彩，又是如此颠覆，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当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难以用一句简单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视一段被扭曲的中国近代史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国人今日问题的精神根源。 　　基于此，我们将这门课的讲课稿集结成书，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这段充满矛盾与悖论的真实历史：中国与西方、清廷与民间、满族与汉族士人、洋教与本土信仰、枪杆与笔杆、造反和维新、科举与革命……是的，那段历史，除去屈辱与仇恨，还有着太多的内容值得重新去回望和反思。 　　“如果我的文字还有可取的话，就是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拿来示人。”正如张鸣教授所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就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安放好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诚如斯言。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这个主导性的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挑战-回应”模式。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对历史的更深入考察，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动态的变化和中国人作为主体的主动奋斗，认为不应过多强调被动反应。 　　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这也有助于说明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维度都指向悠久的远古；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 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那种怨恨与悲愤，仍在时时浮现。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并非外部发生的鸦片战争，而是内部爆发的、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最终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对近代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本身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尤其当这种现代化是外来和强加的时候，但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要在无力控制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实现现代化，其艰难程度犹如在一辆飞奔的破车上试图更换轮胎一样。 　　即使是那一时期的顽固保守人物，他们同样是那个悲剧性时代的产物，不应被简单地唾弃。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抵制变革，不要忘记，1855～1870年英国也曾抵制文官考试制度长达15年，原因仅仅在于“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它骄傲地认为自己无须向别国学习。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也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然而日本近代也一样曾提出“和魂洋才”，将西方文明视为对传统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取代。的确中国不是日本，张之洞的方案在当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如果丧失了“中学为体”，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激进化后产生的异化问题：“原先是为了改革现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文化生命，才去吸收西学，最后却被异化了。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