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精灵与沉重翅膀.docVIP

自由精灵与沉重翅膀 　　 把诗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狭小空间，忽视了广阔的宇宙，并非诗之坦途。对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说，如何在最具个人化的叙述中容纳最为丰富的历史与哲理内涵，如何把自由精神与人文关 怀融为一身，是对一个诗人的才华与创造力的检验。 　　 　　一 　　2005年在广西玉林举行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记者向老诗人蔡其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一下新诗最可贵的品质，您的回答是什么？”蔡老脱口而出两个字：“自由！”蔡其矫出生于1918年，逝世的时候虚岁是90岁，他的一生恰与新诗相伴，他在晚年高声呼唤的“自由”两个字，在我看来，应当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自由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 　　让我们把视线投向90年前新诗诞生的时候。新诗出现的远因，可以追溯到晚清梁启超、黄遵宪等鼓吹的“诗界革命”，但真正的诞生还是胡适等留美学生当时围绕“白话”写诗的争论与尝试。“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康白情回忆道：“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底思想上去了一层束缚，染了一点自由，觉得一时代的工具只敷一时代底应用，旧诗要破产了。同时日本英格兰美利加底‘自由诗’输入中国，而中国底留洋学生也不免有些受了他们底感化。……由惊喜而摹仿，由摹仿而创造。”（《新诗底我见》）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帝带来的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外国“自由诗”的影响，是新诗产生的外部条件，而从内因来说，则是那个时代青年学子心灵中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新诗的创始者胡适是把“诗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谈的：“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还把文艺的复兴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在胡适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人的解放的呼唤。――由此看来，诗体的解放，正是人的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他们鼓吹诗体的解放，正是为了让精神能自由发展，他们要打破旧的诗体的束缚，正是为了打破精神枷锁的束缚。正由于“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与“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要求相合拍，才会迅速引起新诗人的共鸣，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诗运动。 　　新诗是自由的精灵，本应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自由自在地翱翔，无奈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特殊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中，新诗与政治的无休无止的纠缠，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就像一双沉重的翅膀拖着它，使它飞得很费力、很艰难。 　　 　　二 　　中国新诗诞生与成长的过程，是与救亡图存、抵御外来侵略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这使其无法成为一场纯粹的艺术变革。在民族矛盾尖锐、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诗人自觉地把自己的责任与民族解放、民族兴亡联系起来。诗人徐迟提出了“放逐抒情”的主张：“也许在逃亡道上，前所未有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是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区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1939年7月10日《顶点》第1卷第1期）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诗人们走出了书斋，走向了前线。诗歌则向“广场艺术”靠拢,不只是浪漫的抒情被放逐，连“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纯诗”的尝试、精致的音律的寻求等也被搁置了。这是诗人对政治的主动的感应，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关心国计民生的人文情怀的延续。这一点在后来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新时期诗人所做出的历史反思中，均有鲜明的表现。 　　除去诗人在国难当头和面临社会重大变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做出的调整外，政治对诗歌的影响，又尤为鲜明地表现为对诗歌干预现实功能的要求和强化。在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诗歌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把诗歌作为教育人民的工具、打击敌人的武器。如田间所说：“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拟一个诗人的志愿书》）如严辰所说：“在诗歌上发现个人的东西，早已不再为人感到兴趣，从天花板寻找灵感，向醇酒妇人追求刺激的作品，早就被人唾弃，早就没落了。只有投身在大时代里，和革命的大众站在一起，歌唱大众的东西，才被大众所欢迎。”（《关于诗歌大众化》）此后的日子里，诗歌受到政治的严格制约，这既表现在诗人的选材、取象、抒情方式、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在诗歌的生产机制、传播方式，以及诗歌批评与诗歌论争上。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