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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警示意义和重要启迪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处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化的关键节点，对于致力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未来走向的变化，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潮流，兴风作浪的西方新民粹主义，都会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在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尤其要高度警惕西方新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干扰，着力抓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的表现及其深层原因 　　新民粹主义泛滥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突出问题。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大多数国家的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6个欧洲国家，至少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在过去5年的国内选举中得到了超过10%的选票。在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伐克和瑞士等6个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最近德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的选情，证实了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增长苗头，并没有随着2017年早些时候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两位右翼候选人的竞选失败而结束。在德国，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进入了德国联邦议院，而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基民盟和社民党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获得了其自1999年10月15日参加大选以来的最好成绩。在2017年10月21日的捷克大选之后，持欧洲怀疑论的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什以超过30%的选票成为总理，而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从过去的第一大党成为了全国第6名，仅拿到了7%的选票。在匈牙利和波兰，奉行民粹主义的政党已经巩固了权力，并开始着手废除原有宪法。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力主“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在政策上积极推动投资与制造业回流，扬言驱逐所有非法移民，限制穆斯林入美，在边界造墙搞物理阻断，减少甚至拒不承担特定领域的国际责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及美韩自贸区协定，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启动针对中欧等国实施关税报复的威胁措施。 　　当前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有其深厚的经济根源。在经济上，传统精英未能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失去耐心的选民需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和更大胆果断的领导人。如果用较长期经济变化指标和后危机时代指标来衡量七国集团及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看到，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经济增长状况最差的四个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受民粹主义影响最大的国家。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停滞和失业是美欧国家长期面对的共同挑战，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降低、老年人比例提高。二是经济全球化引起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损益分配不均，尤其是导致西方国家部分行业里技能不足的工人失业。三是技术进步使某些工种变得无用，造成失业，例如有预测认为，谷歌和优步正在开发的无人驾驶技术将对美国总数超过300万的卡车司机造成负面影响。四是财政负担沉重限制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2015年欧盟净资产负债率为67%，美国则为81%。由于传统精英不能有效应对经济停滞和失业，失去耐心的选民需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以及更大胆果断的领导人。 　　当前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有其深厚的政治文化根源。在政治文化领域，由于政党间经济政策差异缩小，民众投票行为与经济问题的关联减弱，而与性别、种族、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关联加强，文化上的分歧因而通过政治制度不断放大。传统上，主流政治的左右分野取决于经济政策：左翼政党往往主张增加政府开支、加强商业管制以及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右翼政党则希望限制政府扩张、实施更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及减少社会安全网等。民众的政治立场也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地位：工薪阶层会投票给左翼政党和中间派；上层阶级则投票给右翼政党。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激进的左翼主张受到质疑，各国左翼政党随即向中间派靠拢；另一方面，右翼政治家们的主张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自由派拥抱市场运行机制的同时，执政的保守派适应了混合型经济。经济政策的趋同意味着分辨左右派的更重要依据来自文化层面。与之相应，民众投票行为与经济问题的关联减弱，而与文化观念、价值理念、政治倾向等非经济因素的关联加强。特朗普政治上的高明就在于，他发现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为该党传统主张中的低税、减少监管、劳动者福利改革等经济政策所动，而对文化恐惧、民族主义情绪的诉求反响热烈。 　　当前西方新民粹主义泛滥有其深厚的人口根源。在人口结构方面，白人比例下降以及移民增长容易引发社会逆反效应，在主流政治家忽视应对民众对移民问题情绪的国家，民粹主义就更容易被那些鼓吹恐惧与偏见言论的政治投机者煽动。在美国，白人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