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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法之自然权利转向历史语境 　　 　　摘 要：近代西方自然法的自然权利转向并非历史的基因突变，它是人类生存方式重大变革在观念上的反映。前现代社会是一种“群体本位”的社会形态，自然法从总体上表现为自然义务，现代社会实现了“个体本位”的转变，实践语境的量变反映在理论语境中就是自然权利胚胎的孕育，自然权利最终分娩而出。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权利；实践语境；理论语境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3-0032-02 　　自然权利是人类依据自然法的超验权威所拥有的权利，是人类凭借自然人性就应享有的人格权利，它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体，与经验世界任何权威无涉。近代西方自然法的自然权利转向是人类生存方式重大变革在观念中的反映。前现代社会是“群体本位”的社会构建方式，使自然法总体上呈现出自然义务的形态，现代社会“个体本位”的社会构建方式使自然权利成为个体权利的超验纬度。 　　一、财富创生机制的转变：自然权利生成的实践语境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权利是从正义概念演变而来的，正义词根为“Jus”，古希腊罗马时期，总体强调的是义务，到了格老修斯明确地将“Jus”界定为“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够使他正当地拥有某种东西或者去做某事的一种道德资格”[1]119-120，自然权利呼之欲出。这是人类生存方式重大变革在观念上的必然反映，人类从自然经济形态转向商品经济形态，个体便从群体中获得自足的价值。 　　财富是人类生存的核心要义，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讲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财富创生机制发生了变化，从土地为财富最重要的创生要素转变为人自身的劳动，从而促使了近代西方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其超验的纬度就是自然权利。自然经济时代，劳动者依附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未取得独立性地位，财富总量有限，人们只能在定量财富中寻求正义分配，一个人对财富的无限占有必然以损害他者的利益为前提，于是，节制成为崇高美德。土地是财富创生的主要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度量方式，这意味着谁掌控了土地便等于获得了财富。人们对于劳动价值的认可与商品货币经济具有直接的关联性，货币相对于土地而言具有无限性特征，能够直接与自然欲望相关联，人类只有合理释放自然欲望，才能促使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劳动创造财富的合理谋利原则孕育而生，劳动成为财富的源泉，每个人在实现自身财富增长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财富，打破了土地财富创生方式的“零和游戏”规则。劳动价值论的形成使近代西方私人财产权得以确立，而在实践意义上促使了自然法向自然权利的转向，它肯定了劳动成为财富创生最主要的因素，“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正确地把供我们使用的东西加以估计并计算有关它们的各项费用――哪些纯然是得自自然的，哪些是从劳动得来的――我们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之于劳动”[2]26。于是，个人对自身劳动拥有完全的权利便意味着对渗透着自身劳动的财产具有彻底的权利。如果说洛克的劳动价值论仅仅确证了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那么亚当?斯密则确证了抽象人类劳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3]26。劳动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同时也赋予抽象劳动以货币的形式。于是，人类生存方式尤其是财富创生机制的转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世俗力量从而使在自然法母体中孕育多时的自然权利终于在近代西方顺利分娩。 　　二、正义观念的转变：自然权利生成的理论语境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并非瞬间所能完成，它是在润物细无声的量变中最终实现质变的，自然权利在近代的凸显也是其在自然法母体中逐渐孕育，形成了完整的思想胚胎以后才分娩而出的，这是自然权利生长的实践语境在理论语境中的反映与结果。自然法在传统社会里表现为自然义务，它成为一切正义最后的神圣来源，为自然权利的分娩提供了应然的维度，只是自然法的母体中缺乏人格平等与主体自由的思想因子，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这些因子也在孕育生长。 　　斯多葛学派、罗马法的出现与基督教哲学的宣扬已经开始萌发了人格平等的思想因子。斯多葛学派以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它并非纯粹物理的、冰冷的自然律，是由神的理性制定出来的自然法则，具有鲜明的理性品质，神、理性、自然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自然法从而成为遍及宇宙，主宰万物的世界理性。理性还是沟通人与自然的纽带，人分有了神的理性，不仅能认知理性，也能顺应理性，服从世界的正义与法律，即自然法，人们的出身、地位、财产、国籍等差异就失去了意义，只是斯多葛学派的思想显然缺乏主体自由的因素。同时，基督教哲学所主张的平等是在上帝创世造物意义上的自然平等，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上帝，当然在生命价值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