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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基本战略 　　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培育体育市场环境，壮大新经济。目前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存在改革视野狭隘、改革路径残缺、改革内容单一等问题。深化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需要以“放权社会组织”“放权下级机关”和“放权市场”为三条主线，紧扣“管”和“服”中的法律难点，以“三线体系”的视角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进行全景式规划。 一、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 是本届政府最鲜明的施政品牌。“放管服”改革的目标说到底就是培育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壮大新经济。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体育产业明确为未来新经济增长点之一，要求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推进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已是国家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代表了未来中国体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截至2018年2月，国务院已有9个部委、国务院直属机构正式出台了“放管服”改革方案，国家体育总局虽然召开过若干次“放管服”工作会议，但总体部署和系统推进有待提速。 　　长期以来，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擅长抓竞技体育，习惯以行政指令为依托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振兴体育产业这一时代主题要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必须适应、进而擅长以法律为依据的开放式管理模式。如何以体育产业为立足点，梳理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改革的法律依据，分析“放管服”改革的制度依托，研究现有体育产业管理的法律障碍点，搭建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目标的体育行政法治建设框架图，提出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目标的体育行政法治建设路线图，是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的核心目标。 二、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的改革历程 　　“放管服”的提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13年国务院首提“简政放权”，2015年倡导“放管结合”，最后于2016年明确 “放管服”的提法。“放管服”改革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13年以来，国务院为推进“放管服”改革出台了96份文件，其中2013―2015年的政策文件侧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权力清单建设等，侧重简政放权;2015―2016年的政策文件侧重登记制度改革、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优化公共服务流程等，侧重放管结合;2016年以?淼恼?策文件侧重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削减前置审批事项和政务公开等，侧重优化服务。 　　我国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则是以1992年“中山会议”和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为起点，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期（1992―2008年）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放管服”早期研究紧密围绕如何抓好竞技体育，展现国家形象这一核心目标展开，重点有：一是如何通过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模式，进行简政放权，将竞技体育的管理权下放给事业单位;二是探索推进体育事业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和实体化建设，以俱乐部制改革为抓手，进行管理创新，从而提升竞技体育的水平;三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不断拓宽体育投资渠道，加强对体育产业的指导与服务，服务体育事业发展。 　　（二）推进期（2008―2016年） 　　2008年以后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型，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体育定位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自此体育行政领域“放管服”研究进入推进期，改革范围大幅度拓展，并逐步向“放管结合”领域推进。重点有：一是如何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体育行政领域的“简政放权”;二是以体育赛事审批为重点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是降低体育产业市场主体门槛，探索体育产业“宽准入严监管”的改革思路;四是通过体育类国家强制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加强对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管理。 　　（三）深化期（2016年以来） 　　以国务院《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发布为标志，“放管服”研究进入改革深化期，本时期的改革范围全面拓展，重心转向如何完善配套措施，如何增强改革的实效性。重点有：一是借鉴治理理论，发挥民间力量，通过协同共治推进体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二是完善体育赛事转播管理制度，打破垄断，构建体育产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严控行政准入类职业认证，推进体育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改革;四是综合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全面提升针对体育产业的服务效能。 三、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之反思 　　通过上述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我国体育行政“放管服”改革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视野可以进一步拓宽 　　现有改革大多集中于“放管服”的某一个方面，对“放管服”三者之间的联动性和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