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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定位与对策 　　摘要：思路模糊是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于农村市场化需要的重要原因。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具有现实紧迫性，这些组织需要获得市场谈判资格、具备政治参与权利、分享社会资本的能力。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方向需要三部曲：服务合作、金融合作、政经合一。 　　关键词：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谈判资格；政治参与；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10－0066－04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现阶段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源。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西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关注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路模糊，滞后于农村市场化的需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对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清晰定位与分析是推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定位 　　 　　1、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定位的紧迫性 　　农民的组织建设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焦点，特别是在农村正式组织体系失调的状况下，农民自发的经济组织建设是决定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2004年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农村两大矛盾日益凸现，制约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且矛盾焦点指向农民组织载体的缺失。 　　矛盾之一，城乡发展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业与农民增收问题严峻。统计资料显示，从2004年到2006年，而同一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031、8783、9728元，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192、2379、2588元，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不及城镇居民收入的40％，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现象。有资料显示，西部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拥有全部收入的33％，而最贫穷的10％家庭只拥有全部收入的1％。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低的原因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对称，市场联系不紧密，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是总收入的主要来源。要克服农业生产的瓶颈，实现小农与市场的对接，参与社会专业化分工，合作经济组织乃是现阶段最主要的形式。 　　矛盾之二，乡村正式组织的治理能力弱化，经济利益矛盾突出，社会稳定存在忧患。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债务问题重重，财务管理混乱，导致正式组织的治理能力弱化，农村出现一定的“制度空白”。社会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干群关系恶化，集体上访事件逐年增多。而家族、宗教等势力的非正式组织复燃与抬头，增加了农民政治非制度化参与的机会，出现以大姓压小姓，以大房压小房等不良现象，扭曲社会利益的分配原则，激化农民内部矛盾，导致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威胁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农村组织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下，呼唤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政治制度化参与的必然途径。 　　 　　2、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定位的现实性 　　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细胞，也是个人寻找社会归属的群体单位。西部地区人口数量众多，农民所占比例近80％，原子化的分散农民对确定个人地位的社会群体组织的需求是强烈而迫切的，这些需求包括： 　　第一，获取平等的市场谈判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为维护弱势群体利益，适应弱势产业发展而存在的。它的出现要求发展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弱势生产主体产生进入市场的需求却不具备市场平等谈判能力资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自主决策生产投入与销售。因此，农民具有进入市场的需求。但是，小农户面对大市场，其弱势地位显著，常常成为交易费用的主要承担者、生产过程中利润分享的最小收益者。要打破这一格局，农民需通过联合来提高市场谈判能力。 　　第二，具备社区政治参与的资格。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公民对利益诉求的间接表现。农民庞大的数量决定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先天优势，但原子化的农民却是一个低水平的政治参与。长期以来松散和碎化，以及正式组织的缺乏，农民迫切需要组织，家族、宗教势力等利益组织就是这种强烈需求下产生的次优选择，成为农民抵御政治风险，追求个人利益的非正式组织。对于现阶段的农民来说，其最主要的利益诉求是获取生产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分享，而合作组织通过自愿联合、经济决策、民主管理等形式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诉求，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规则意识，锻炼他们的政治意识。 　　第三，分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包括感情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它等同于物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