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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本刊记者：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当前为什么要重申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重大历史价值？ 　　靳辉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列宁称之“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P68)“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2](P163)他强调说，“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P161)这个评价是十分正确，十分中肯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便不会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正是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更替规律的发现，马克思才终于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实现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理论界有些人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不少置疑，否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认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这里有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而实践通常总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3]有的人更是把社会历史规律说成是“认识的产物”，是“人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的”，“只是一种逻辑概念”。[4]上述这些观点，十分清楚地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宣扬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有的人还公开反对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分析研究人类历史，包括我国社会发展史，这就更值得商榷了。当然，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材料，重新思考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问题，研究我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否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我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就不对了。对于这样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清楚，并给予科学的阐明。 　　本刊记者：人类社会历史观演进经历了哪几种形态？ 　　靳辉明：历史观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现象的本质、社会发展过程和历史规律的认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一个总的看法。综观人类思想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在对自然认识的同时便开始了对自身的认识，而认识社会现象比认识自然现象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漫长得多。这是因为，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同，这里认识的对象是人类自身及其发展，它涉及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利益，以及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等等。这些因素在很长时期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可以这样概括，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再到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去说明社会历史的、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进程。回溯人类的自我认识史便会发现，历史越是久远，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便越是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既不能正确说明自然界，更不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而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神”是当时人们回答历史之谜的总答案，神学历史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种情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这是人类对自己历史认识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和人们精神世界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人们的需要，特别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需要。例如，中国的“天命”、“天道”观，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的出现，都是由上天安排好了的。其兴，必有祯祥；其亡，必有妖孽。在西方则认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最高“主宰”，“一切现存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托玛斯#8226;阿奎那）。说法不同，实质则一，都是在宣扬一种唯心主义的神学历史观。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西方的普罗塔哥拉）和“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中国的仲长统）的卓越见解与之抗衡，但也不能根本抹掉这层覆盖在人类社会肌体上的神学阴影。但是，社会实践是强大的推动力，随着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认识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冲破这种神学历史观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前一阶段的发展，已经为后一阶段的发展准备了进步的因素。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历史观的重大转折，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事实之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宗教包含的某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也都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5](P312)人类历史观的变化就更是如此了。诚然，人道主义历史观较之神学历史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从天上下降到人间，开始用“人”而非用神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但是，这种历史观所理解的“人”是一种抽象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并且用这种“人”去解释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所以，以抽象的“人”和“人性”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观虽然比神学历史观是一个进步，但仍然还是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不论是“神”还是“人”，都是被抽象化了的观念的产物，并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