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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组织对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内容摘要：由组织配置城乡资源要素，是市场和计划之外不可或缺的第三条路径。公共政策应扶持活跃在城乡之间的各类合法组织，使之与市场、计划一起组成城乡资源要素优化合理配置的多元方式，矫正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失衡，促进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推动统筹城乡发展。三类组织是公共政策应极力支持的：一是新型农村金融企业组织，如统筹城乡发展银行；二是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如大学生村官股份合作社；三是新型农村行业组织，如农家乐房地产业联盟。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统筹城乡发展 城乡资源要素 配置 组织 　　 　　组织：市场、计划之间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 　　稀缺资源要素配置是经济学的永久主题，它亦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围绕的脉络、主线。从“市场万能”到“市场失灵”，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作用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同。然而，市场和政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可以综合利用，可以相机安排，同时它们之间还存在众多“中间路径”。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失效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从传统的观点考虑，此时的主体是政府，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法是计划。因此，往往陷入是市场还是计划这个老套的争辩之中。然而，肯尼思?阿罗在1969年发表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市场配置与非市场配置之间选择的争论》中指出：克服市场失败的主体，不一定只限于政府，一般地可以说是“组织”，所谓组织是在价格体系难以顺利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为体现集团行动的优点而采取的手段。限定地说，企业、工业、工会、大学、政府等都是组织，在价格体系或市场不能适当发挥作用的领域中，这些组织进行着资源配置。 　　在新制度经济学大师奥利弗?威廉姆森看来，资源配置可以分解还原为最小单位―交易―与“生产”相对的一般概念，有三种基本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威廉姆森曾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交易成本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了交易的不同治理方式―资源配置采用市场、计划以及不同组织背后的逻辑。为了使交易成本最小，不同交易治理方式采用不同的契约（古典、新古典、关系契约）安排：接近和等于通用性资产，或交易频率低的交易，采取市场机制；对具有中等程度资产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交易频率的交易，采取纵向的中间体组织；对具有高强度资产专用性或频率很高的交易，由组织内部交易；对具有高度专用性资产，但纳入企业体制后明显出现规模不经济的交易，采取政府组织（见图1）。 　　根据威廉姆森的理论，笔者把交易治理方式―资源配置手段排列成一条“连续”的线段，市场和政府分居两端，而各种类型的组织则居其中（见图2）。必须要指出，组织的类型是多样的。在理想状态下，每一种组织类型都是面对每一种特定交易做出交易成本最小的选择。当然，交易成本的改变，作为自变量必然会引致组织形式（作为因变量）的改变。例如，分散经营的若干农户，没有一个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去收购或兼并其他农户，同时由于经营的净利润有限，不足以支持企业组织本身要耗费的交易成本，因此合作社就成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形式。但是，一旦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交易频率上升，合作社本身的常设运营机构的资产专属性上升，那么再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交易成本就上升了。此时，选择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便可分散部分增强的交易成本给龙头企业和农户。因此，这种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便很可能是此时交易成本最小的组织形式。 　　组织在统筹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要求。城乡发展失衡最根本症结在于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失衡―“三农”资源要素单向流入城市和工业，部分资源要素因缺乏条件闲置沉淀，城市和工业人、才、物难以下乡反哺“三农”，最终导致“三农”丧失了自我发展能力，只能被动依赖城市和工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只有真正纠正了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失衡，形成“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双向对流”的优化合理格局，城乡协调互动、统筹发展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与我国大陆地区自然条件、文化传统、资源禀赋状况都十分相似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堪称成功破解二元结构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典范。它们优化合理配置城乡资源要素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一方面充分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积聚资源要素，创造条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并使之成为拉动国民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广泛运用计划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资本逐利本性造成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失衡。但是它们最值得借鉴的一条经验就是都架设起了为数众多、功能强大的中间路径，如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组织，特别是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依靠组织搭建的体系化中间路径―新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