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道德性.docVIP

论经济法道德性 　　摘 要：从本源上看，经济法的道德性来自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伦理、公平交易伦理、经济行政责任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以及公平分配伦理等社会经济伦理的法律提升。而一旦现实的经济伦理道德进入经济法领域，就使得经济法表现出独特的、鲜明的道德性特征。具体而言，经济法的道德性表现在经济法律规范的价值内涵、经济法对社会中各种利益的价值判断标准、经济法的非强制性和经济法对社会生活发挥能动作用的形式等方面。 　　关键词：经济法；道德性；实质法；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社会道德生活的现实总是一种价值的综合，在单一个人的生活里也好，在法的制度的制订里也好，都是一种价值的综合。”[1]这是科殷教授对于法律的道德性的一段论述。从中可以看到，道德内含的是某种现实的价值观，而法律的道德性其实就是法律所具有的价值性。这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在现代形式法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例如，韦伯就曾经漠视了形式法中的道德因素。当实质法出现之后，哈贝马斯在反思韦伯的观点时，也指明了现代法具有道德核心的事实。这就为我们理解经济法的道德性开启了一条有益的认识路径。 　　 　　一、哈贝马斯对韦伯观点的一个反思：形式法是否具有实践理性 　　 　　在当今社会中，形式法和实质法共同调整着社会经济关系。两种法同为当今社会中成功的法律范式。这一事实当无疑问，然而，形式法是否具有道德性或者说价值性则并非是一个没有疑问的问题；因为“形式法”这一称谓往往会给人造成缺乏内在价值的印象。其实，现代形式合理的法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的观点早在其最初的研究者韦伯那里就已经提出。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的部分学者，并对现实的法律实践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在今天，当人们为推进实质法治而努力的时候，澄清这种认识的错误就显得尤其必要。 　　在当代法哲学界，哈贝马斯针对形式法不具道德性的观点所作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哈贝马斯就此问题的研究是从纠正韦伯对此问题的错误见解开始的。他指出，在韦伯看来，“现代法必须能够仅仅根据自己的形式特征来为以法律形式行使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这些特征应该有可能在不诉诸康德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同时而显示其为‘合理的’。……法律拥有一种自己独有的、不依赖于道德的合理性。……如果取消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分化，甚至将构成对于法律的合理性的威胁，进而也是对法律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的威胁。”[2]可见，在韦伯看来，法律型统治就是形式合理的法的统治，而形式合理的法是不需要有实践理性即道德性的；然而，形式合理的法果真不具有道德性吗？哈贝马斯随即以私法中契约的道德性反驳了韦伯的上述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私法的根本意象是‘契约’。……任何完全自主的个人与其他自主个人所缔结的契约，其内容只能是所有人出于其各自利益而可能理性地意欲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产生的，只能是得到所有人非强制性同意的那些规定。这个程序性观念表明，现代自然法理论的‘理性’本质上是实践理性――是一种自主性道德的理性。”因此，“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值得重视的是这样一个假说：在向现代性的过渡中，道德意识的变化又一次发挥了法律发展之领步人的作用。”[2]606哈贝马斯在此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实践理性”这种道德理性在形式合理的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并且构成了形式合理的法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见，形式法与实质法一样具有道德理性的内涵，而其道德理性或者说价值理性并不是主观取向，而是社会生活中客观的价值要求的体现。 　　对于资产阶级形式法具有“道德核心”的澄清，表明了法律具有道德基础即法律具有道德性这一客观事实，认识到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故此，我们需要廓清法律道德性的基本内涵。具言之，法律的道德性主要包含了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法律规范中凝结着立法者对善与恶、合理与不合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法律规定总是同人们关于正义的观念、关于公平的观念、关于权利和尊严的观念、关于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等联系在一起；并且，法律规范中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是立法者对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正义感的确认[3]。其二，法律规范中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反映了立法者对社会中各种相互重迭和冲突的利益的评价和取舍[4]；因此，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就是社会中在立法者看来值得保护的那一部分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有利于国家、社会或个人中的一方或多方。其三，法律具有道德性反映了“法律是摸不到的道德环境的可见索引”[5]。通过法律规范以及法律类型，人们可以了解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等状况，由此，人们可以促进不同类型法律之间的交流、促进法律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其四，强调法律的道德性将提醒立法者始终注意社会的道德要求，使法律与社会道德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