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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以来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深层原因 　　摘 要：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的深层原因主要有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的发展两个方面。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文化身份证的认同以及所诱发的家园意识，是这一比较的主观动因。从社会现实的发展角度看，中西文化的比较则是对社会剧烈转型、提高文化自觉、进行文化创新等客观要求的必然回应。 　　关键词：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深层原因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8)02－0140－02 　　 　　一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文化身份证的认同，一直是民族、国家的人们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所谓文化身份证的认同，是文化特征的集中表现。文化一方面使人与自然相区别，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相区别；文化不仅规定了人的类本质，而且也确立人的个体身份。“文化身份就是同答‘我是谁’的问题，它指明一个人在文化图景中的时空位置”［１］。多数情况下，文化身份是通过性别、血统、种族、地理、家庭、伦理、语言、宗教、民族、国家等一系列要素和纽带获得认同的。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一个复合体，它由一系列文化认同圈构成，各种认同圈之间发生冲突时，很可能导致自我认同的危机和文化人格的分裂，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导致文化边缘化、产生“边缘人”的时候。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主要基于三大要素：一是血统，一是土地，一是语言。如果对三者都缺乏感情，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天方夜谭! 　　多少年来，我们的人文学者之所以不断地要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文化身份诱发出的“家园”意识，有一种近代以来被中西文化的碰撞震痛了的文化比较情结。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着欧风美雨，我们似乎总是萦绕着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传统何以走向现代?这一问题的现实转换必然是，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两种文化模式的深层，即深入到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上。一方面，我们要将文化的时代性的比较研究与民族性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自己的文化：既要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吸收、渗透进越来越丰富的时代内容，剔除原有的种种民族局限性，又要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断地融入到文化的时代性内容之中，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变得愈加丰满、充实。 　　另一方面，我们还不得不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视阈之中。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汤姆林森将全球化称为“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认为文化对全球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复杂联结的世界里，文化“把千百万人的无数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与远方、互不相识的他者的命运……连接到了一起。所有这些个体行为，都是在地方世俗生命世界的富有文化意义的语境中进行的”［２］。可见，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展开，文化认同、“文化身份证”的鉴定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极力想使问题变得简单，但往往就流于文化事象的简单罗列或文化差异的细枝末节之中；而一旦深入到全球化的背景和语境中，我们似乎又搞不清楚，在现今的中国人身上，究竟是传统文化的成份多还是西方文化的成份多?我们的行为举止究竟更像“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怎样回答，我们总是难以消除把中西两种文化进行多层次、多角度比较研究的文化心理。 　　 　　二 　　 　　从社会现实的发展角度看，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所进行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由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剧烈转型和文化焦虑促成的。衣俊卿教授指出，文化焦虑是对文化危机的自发反抗，而文化危机又是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它可以分为内源性文化危机和外源性文化危机。“内源性文化危机是指在没有或基本没有外来的异类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介入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文化模式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矛盾的冲突和文化内在的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而导致的文化失范”；而在“外源性文化危机发生的民族和社会那里，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往往具有一种超稳定性结构，它自己即使已经失去了合理性，也还是成功地抑制内在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新文化因素产生或生长，它最终是靠一种外来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冲击才能进入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时期”［３］。我们现在进行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正是一种外源性文化危机的真实写照。之所以要固执地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是因为在我们许多文化人的心目中，传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并未完全失去合理性，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其他文化因素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诗经?大雅》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作“水”的话，其文化模式就是盛水的“杯子”；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许多弱小民族的文化之杯被撞碎或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