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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计划生育特惠政策薄弱缺失问题 　　计划生育特惠政策，是指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尚存在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物质和精神激励，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这一政策机制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利益上的救济、扶助、补贴、反哺、激励等多种手段和方式，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和人群的基本权益，约束非政策生育的行为，引导公民树立按政策生育的观念，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回顾我省计划生育历史进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特惠政策作为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方面产生日益显著的效应，为全省少出生1600万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进入“十一五”以来，以《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法定的计生奖励优惠政策、余庆在全国首创的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6年全省推行的计生家庭特别扶助制度、2008年覆盖全省农村放弃政策内二孩生育家庭的“少生快富”奖励政策及对计生家庭子女普通高考加分、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住房改造等特惠政策为主体，以贵阳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端于绥阳县现全省32个县推行的农村计生“两户”养老保障制度、黔西县城镇居民独生子女户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晴隆县农村计生“两户”子女“普十二”教育制度、云岩区和南明区等地城镇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地特惠政策为重要补充，初步形成在生产、低保、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对计生户“公共普惠”加“计生特惠”的“叠加”政策，开始破解农村计生“两户”在广大农村“率先致富、子女成材、老有保障”等重大问题，引导群众生育观念进一步转变。仅“十一五”以来，全省共投入利益导向资金17.02亿元，惠及城乡计生家庭110.3万户，全省新增农村独生子女户113374户，其中放弃政策内二孩生育夫妇22648对，成为平抑第四次生育高峰的重要支撑点，为我省人口计生工作向由社会制约为主转变为社会制约和利益导向相结合的新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密切干群关系，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我省计生特惠政策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如余庆县“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被评为贵州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具影响力事件之一，成为全国“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发源地。 　　但是，由于近年来宏观公共民生普惠政策与人口计生特惠政策尚未有机衔接，在一系列公共惠民政策的相继出台实施，体现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为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由于不少公共惠民政策都是按人头享受，使农村群众生养孩子“成本降低”，出现“多生多受益”的现象，比如征地补偿。超生户的收益远大过计生户。现行人口计生特惠政策的激励效应被弱化和稀释，计生家庭所得实惠不同程度被抵消，形成目前改善民生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时出现政策目标不够协调同向，导致下列不良后果： 　　一是政府无形中背负一定程度的失责和失信。公共普惠政策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方方面面的资源，力度大、覆盖广、影响深，绝非计生特惠政策可以相比，计生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产生政策性目标冲突，导致计划生育家庭在经济上不实惠，未能优先优惠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致使社会和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疑义，认为政府尽责不够．客观上降低政府的信誉。 二是客观上刺激了群众的生育意愿反弹。贵州“欠发达、欠开发”，农村人口比重大、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群众增收手段单一，农村群众“多子多福”、“多生男孩”的愿望十分普遍和强烈，农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突出，计划生育特惠政策的物质利益和政策支持切实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群众非常欢迎和拥护，生育观念逐步改变，但目前一些民生公共普惠政策客观上使非计划生育家庭拥有更多的利益实惠，而计生家庭利益相比反而得不到优惠的现实面前，整个社会人群受到不小的心理冲击，一方面遵守生育法规没有得到特惠利益、甚至低于非计生家庭的利益，心里失衡，另一方面未来的育龄人群，将自然产生这样的想法，遵守生育法规是没有多大的好处的。物质利益是现在社会很看重的因素之一，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以利益驱动为重要调节手段的机制，如果这种情形得不到有效改善，计划生育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将面临动摇的危险，计划生育国策的落实就会成为大问题。 　　因此，解决计生特惠政策与公共普惠政策的兼容和衔接，越早越好，两者必须一起推进。计生特惠政策既是群众实行计划生育重要的保障和指导手段，也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措施。公共普惠政策很重要，计划生育特惠政策也很重要，只有在对计生家庭有利的特惠政策基础上推行普惠政策，才会有利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推进人口计生各方面的进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