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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历史集成 　　草原文化长期发展的积淀，为蒙古族13世纪的崛起提供了动力；蒙古族自身的创造力又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的发展，把蒙古族推到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一、13世纪的蒙古族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共同体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 　　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问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种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从而对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另一种传承方式则是民族融合。历史上，蒙古高原各民族间融合的现象十分频繁。每一个草原王朝的建立。都标志着一次新的民族融合的开始。任何一个草原王朝都是多民族共同体，每一民族或部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他们都是特定文化的载体，血缘意义上的民族的融合，必然将体现为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与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不同。虽然这一过程或许伴随着血与泪，但在客观上为进步文化的传播以及草原文化的整体同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通过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草原文化的共性才得以形成并完善。 　　如果说13世纪之前草原民族的融合是区域性的，那么，1206年大蒙古国的建立，则标志着草原社会民族格局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大规模整合的开始。大量突厥语族、契丹人、党项人以及中亚西亚人融入了蒙古族群当中。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并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也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形成的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逐渐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二、蒙古民族是草原制度文化的集萃者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匈奴帝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1　以最高统治者为中心的左右翼制；2　以十进位制为基础的万户制度，十户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3　军政一体，各级官员统领军政事宜，民众平时生产，战时从军。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与游牧生产生活是相适应的，因此成为此后大多数草原王朝所承袭的基本制度。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行国体制”。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也沿袭了该制度，分封了千户、万户，也以十户作为最小的军事单位。 　　蒙古族继承与发展了草原民族国家观。自匈奴建立王朝之后，草原社会“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的历史便宣告结束，此后千余年间，不同民族先后建立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政权，草原民族的国家观经历了由形成到完善的历程。匈奴帝国是建构在部落联盟之上的政体，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存在着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地位差别。匈奴单于注重对草原区域的经略，满足于对定居民族的商业交往和战争掠夺，承认“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认为农耕地区“单于终非能居之也”。匈奴帝国灭亡之后，新兴崛起的草原民族的国家观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立足于草原。扼守丝绸之路，保持互市与战争掠夺并举的传统，这一特征在突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族民族中最为典型：其二，不再将权利空间局限于草原，如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战争手段获取经济补偿，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开始将入主定居民族地区，与定居民族上层联合，直接控制和占有农耕社会物资作为政权建设的目标。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等草原民族开始逐鹿中原，建立了五胡十六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