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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拓展与创新 究课题组 　　13世纪，蒙古人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结束了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动荡的历史，同时也继承、整合和发展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并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成分，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蒙古文化，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主流文化，并延续至今，影响日益扩大。 　　世界各民族文化或多或少都带有多元性、复合型特征，但恐怕没有哪一种文化像草原文化这样具有鲜明的多元整合的特征，也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蒙古族文化这样由具有多种形态特征的文化汇集而来。从词源学的角度审视和研究蒙古语，就会发现，千百年来，蒙古人与多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进行过文化交流，并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吸纳了他们的文化成分；蒙古族在经历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又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相交融的过程中，与时俱进。进行了新的文化建构。现代以来的蒙古族文化，显然带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多种印记。它既较多地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形态特征，又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逐渐具备了现代化的品格。 　　从历史上看，蒙古语族人民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开拓和守卫祖国的广袤疆土、保护和有序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被誉为“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的成吉思汗，将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从太平洋到黑海之间的广阔地域，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几乎可以称之为中世纪的一次“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吉思汗的统治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畴，客观上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由如此一位巨人率领的古代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除了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之外，必定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开拓进取、善于整合创新的文化实践。事实也如此，蒙古族在北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创新或拓展。 　　 　　 　　一、大力丰富和发展了具有草原特色的制度文化 　　 　　由予游牧经济的流动性及政权体制的松散性，历代蒙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制度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草原地区游牧人之所以能够形成巨大浪潮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组建灵活简便的军政合一组织、重视成文法和习惯法的规范功能，是他们保障游牧世界的凝聚和稳定，并使之得以不断扩张的重要法宝。因此，虽然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权更替频繁，但草原地区基本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得以长期保持，且始终较为稳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个较为完备的、符合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特点的制度文化。如匈奴时期的“十进制”、契丹时期的“南北两院制”、大蒙古国时期的“千户制”、元代的“行省制”、北元时期的“鄂托克制”和“政教并行制”、清朝时期的“盟旗制”等，就是这一制度文化演进和完善的结果。不论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战斗力，还是其战略依托、战术配合，乃至快速简便的信息驿站、畅通无阻的洲际通道，以及游牧生活机动灵活的管理模式等等，都与蒙古社会拥有一种在当时确属先进的制度文化分不开。 　　千户制在匈奴时代就早已有之，而13世纪离匈奴时代已经相当遥远，要把匈奴人的千户制继承下来，使之适应13世纪的特点，则需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并对千户制本身进行合理的改造。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大札撒”规定：“人们只能在指定的百户、千户之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违反此令，要当着军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如此严厉的千户制显然已远非匈奴人的千户制度可比。蒙古人之所以在民族统一战争、以及后来的对外扩张中，能够迅速动员全社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展军事攻势，显然与其完备的社会管理制度有关。当然，蒙古人的制度文化不能用单一的、严酷的法律札撒来概括。用习惯法和“必力克”(箴言)教诲的形式，巩固政治制度，有效规约人们的行为，是蒙古族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在第一部成文法诞生之时，第一部“必力克”也问世了。它作为调解人际关系的规范，迅速深入人心并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与札撒并行不悖，虽没有法律的强制性，却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的另一种社会控制系统，成为蒙古社会沿袭数百年的社会规范体系，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从14世纪开始，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联合体，蒙古语叫作“鄂托克”。它代替了过去的经济形式，进而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单位。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依附于某一个鄂托克，通过鄂托克组织获得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鄂托克制与千户制不同，它主要是以地域单位为基础的，从而克服了一些弊端。鄂托克作为新的经济组织，其性质还是分封制并强化了封建领地制度，以制度的形式和法律的名义进一步明确了额真(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