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及对策分析.docVIP

行政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及对策分析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但是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还存在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责任政府 行政问责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187-02 　　 　　一、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关于责任政府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国学者张成福教授是比较早提出责任政府理念的,在他看来责任政府“不仅仅体现为一个全新的追求民主政治的政府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对政府行政进行公共性控制的制度安排。”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即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合议制;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问责蕴涵着责任理念,实施问责制,必然要求政府树立向公众负责的行政理念。这种理念会内化为公务员的内心信念,形成良好的行政品质,提高责任意识。同时,问责制作为追究机制将会对责任政府的实现起到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2003年的“非典”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去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 行政问责是指政府或者行政官员因未能履行其职责,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抑或因行政不作为而违反法定义务,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责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规范性制度设计。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现实困境 　　制度化的行政问责应当要对问责的主体、客体、事项、程序及责任等基本要素要有明确而科学的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问谁的责――问责对象不明确 　　在问责制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人所说的“丢车保帅”的情况?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刚刚调任某个地方,结果因为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而引咎辞职;有的地方官员在没有安全监管义务的情况下,却由于事故重大,不得不辞去现任职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现有的行政责任制权责脱节、权责不对等等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地方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上级官员往往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的社会影响,决定罢免官员级别的高低。一些地方党政官员非常重视安全生产责任,但无职无权,在提高安全生产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少数官员虽然具体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事权和财权,很难改变生产现状,所以,发生安全事故之后,他们只能饮恨成为“替罪羊”。所以,如何做到权责对等,也是今后完善问责制的一个课题。 　　(二)谁来问责――问责监督机制不完善 　　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还局限于行政系统的内部,属于“同体问责”的范畴。在“同体问责”中,行政问责往往停留在“上对下问责”的局面。因此,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问责主体是“话语缺失”的,更甚之,公众与社会没有发动问责的机会。异体问责是指政府系统以外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司法、政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 　　(三)问什么责――问责范围、方式、标准突显随意性 　　在实践中,行政问责行为常常是在有重大社会事件突发时才展开,它成为社会紧急危机事件处理中对老百姓的临时交代与应付,应付完了就没了,等有事的时候再拿来应急,行政问责成了临时粉墨登场的一种道具,它缺乏持续性、稳定性与规范性。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问责的本意是为了促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使政府决策和行为更加科学、合理,因此问责的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已经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方面,而应进一步拓展,问责的介入时间也不应局限在事件已经发生之后,可以拓展到决策和监督环节,比如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质询、听证等。 　　问责的方式手段,是问责制中的重要内容。方式手段真正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