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上多色彩绘瓷辉煌.docVIP

釉上多色彩绘瓷辉煌 　　对红绿彩的认知过程与文献记载 　　 　　对釉上彩绘陶瓷的关注与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最早对早期釉上彩绘(红绿彩)进行阐述的是许之衡先生，他在《饮流斋说瓷》中云：“本色地加彩盖始于宋，或谓始于明者，非也。《陶说》载宋学士王召对蕊珠殿，设紫花坐墩，是其有力之证。以余所见，哥窑加彩之器，‘古物所’有之。而友人所藏复有一具，确为宋物无疑。花彩古气盎然，殊不类后加者。”“瓷之有花，宋代已渐流行……至紫花宋瓷暨有红绿花彩者，殆如威凤祥麟不易一见，然亦间有之也。”许氏对釉上彩绘(红绿花彩)陶瓷的认识和时间判断可谓深刻。在《饮流斋说瓷》的第一章中许氏还有一段非常特殊的记载：“至于瓷而有花，就余所见则宋时已极精美……余曾见一半瓷半瓦之盘雕凹花加五彩者，其彩与花亦常古拙，是否宋以前物未敢决定。可知瓷之有花，其滥觞为已古矣。”许氏所言“半瓷半瓦之盘雕凹花”应该就是今天人们经常见到的粗坯有白色化妆土装饰的划花盘。许氏近百年前之所见，应该就是今人所称的红绿彩。 　　近20年来，国内外陶瓷界普遍认为红绿彩始烧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的金代，已为定论。但实际上，对于红绿彩创烧时间的研究，有一组非常重要的墓葬、史料及纪年实物资料被研究者们所忽略，因而未能具体深入地考察分析。 　　1954年lO月，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西大营子村西山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娑姑墓发掘出土过两件白釉朱彩画龙贴金彩长颈盘口瓶，惜彩绘多脱落。这两件制品是迄今已知最早的绘(朱)彩加金工艺实物，它们也证明了彩绘瓷的出现并非偶然，而属于批量生产。此绘(朱)彩对红绿彩中最重要的红彩的出现时间进行了很好的注释。 　　宋代文思院是官设手工业机构，负责内廷用具的制作装饰。《宋史》记载其承担事务包括“金采(彩)、绘素…之饰”，很值得细究。自古以来，宫廷就是奢华工艺品的集中地，任何穷工奇巧的工艺品在内廷出现都不会让人惊异。《吴越史》载，太平兴国五年(9蚰年)，吴越钱氏进贡宋朝“金装定器”2000件。这对宋廷官控手工业的发展和统治阶层的审美趋向无疑是一种促动和刺激。以火为德运的“炎宋”，让“文思院……金采(彩)、绘素”模仿“金装定器”制作绘红彩加金饰的陶瓷制品，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在对红绿彩的研究中，红彩的出现是最为重要的。而实际上在文献记载中，南宋以前就已经有了低温烤花红彩。这条史料出现于四库存目丛书，《百宝总珍集》卷九(北京大学藏清两淮盐政采进抄本)记载：“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者粉色皆不好，旧者多是不圆全。”“古定土脉好，唯京师乔娘子位者最好，底下珠红，或碾或烧成乔字者是也，器物底有蚩虎者多好。如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器物，不甚旧。”文中明确提到京师乔位娘子家所烧定器最好。乔家定器的底下有珠(刘新园校应为朱)红或碾或烧成的“乔”字标记，其中有蚩(阎焰校为螭)虎纹样的为上品。定窑为氧化焰烧成，不可能以铜为着色剂，而必须在还原焰下烧成带朱红釉色的器物才合理。因此可以判定“底下朱红”必为以铁为着色剂的一种低温彩料。就今日所见，在定窑器上用矾红绘彩者，上海博物馆藏有“长寿酒”铭实物，可资参考。至于“或碾或烧成”，应是指处理“乔”字标记的手法。碾，《说文》载“轹(11)物器也”，也就是碾轧的意思。在釉彩上碾轧的工艺，明代的青花和清代的湖蓝等色地釉上都出现过。明代称为“划线”，清代称为“轧道”。由此可以确认前文中乔家定器底下的“碾”，是指在涂抹过红彩的地子上碾轧划刻(或是一种戳印)出红底白字。而“烧成”则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过火。因定瓷在曲阳烧制成品，因此所谓朱红底有“碾”、书“乔”字烧成者，可知是乔家在已经烧好的定瓷成品上再加工。这说明乔家有自己的可供烤花的炉子(也就是后世所谓“红炉”)，以此用矾红料烧制商户记号。 　　这段文献清楚记载了城市作坊烤花红彩的资料。根据此抄本后所附《四库馆臣》简要记载，言其为“南宋临安市贾所编”。所以有学者以为此书为南宋末的文献，所记为江准以北的“金国”事。而仔细审视一下此书文字中透出的信息，就会发现文中所记资料的时间很耐人寻味。这本书是市贾商人经营、鉴定古旧珍贵货品的目录，所以称为《百宝总珍集》，文后《四库馆臣》记：“所载金珠玉石以及器用等类，俱详出产价值及真伪形状，每种前载七言绝句一首，取便记诵。”本文征引的此条目为“古定”，既是古物，那可首先确认其时间应该早于南宋，而同时期的金国已是南宋的宗主，本朝之事不可能称“古”。且编者在文中明言：“如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器物，不甚旧。”绍兴为宋室渡江后第一位皇帝赵构的年号，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器物，不甚旧。这说明“古定”是绍兴朝以前的遗物。另南宋人称临安为行在，凡东京、京师者，皆指已被金人占领的故都汴梁(开封)。文中“东京乔位”“京师乔娘子”之类，皆应指北宋旧都汴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