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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新时期扶贫开发思考 　　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世纪开始的新阶段扶贫开发进入了新时期。机遇历史未见，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如何从实际出发，抢抓机遇，迎接挑战，推动贵州新时期扶贫开发跨越发展，这是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准确把握规律，认清新时期扶贫开发特点 　　 　　事物发展都有规律性。根据内生规律所决定的形势和任务差异，分阶段和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问题，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夺取全胜，是国内外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唯一途径。伴随着改革开放脚步，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开发随之展开，并随着形势任务变化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78-1985年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86-1993年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2001年至今新阶段扶贫开发阶段，成效举世瞩目。 　　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新阶段扶贫开发阶段截止2010年。但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扶贫开发显现了新特征，进入了新时期。一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扶贫开发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二是目标界定为“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三是要求“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四是对人均纯收入1196元以下的农村人口全面实施扶持；五是不具备劳动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最贫困群体进入国家低保体系，不再纳入扶贫扶持；六是要求“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七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大扶贫”格局初步形成。因此，对这个时期作出阶段界定，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完成新任务的客观需要，是实现新目标的历史选择。 　　 　　二、认清发展差距，科学制定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 　　 　　我省扶贫开发纵向比成效瞩目，“一体两冀”、晴隆模式等闻名全国；横向比形势严峻，前进中的差距越拉越大，各项指标全国挂末。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全国的60％，新标准贫困人口约占全国的14％。这种构成“欠开发、欠发达”基本特征的扶贫开发形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自然论”观点认为主要是自然条件制约。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及严重石漠化，对扶贫开发产生了严重影响。山高谷深、河流深切、土少石多，形成了居住分散的村落特征，建设成本高昂，相当多的村解决基础设施需要上千万元。喀斯特加上石漠化，自然灾害频发，生产条件恶化，农民增收困难，因灾返贫突出。信息闭塞，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最能动的生产力要素产生了“木桶效应”。 　　“投入论”认为投入规模与实际需要缺口较大是主要原因。由于地处内陆山区，历史上国家投入明显偏少，竞争性资源投入因为比较效益较低而处于劣势，发展滞后自身投入受到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帐较多，农业产业发展受到制约，扶贫开发设施推动和产业拉动乏力。 　　“制度安排论”认为扶贫开发大政方针政策就全国而言十分正确，对于贵州却明显减效。以非喀期特地区为参照制定的整村推进政策，投资缺口大，无法根本解决发展制约。产业化扶贫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以户为单位的生产环节扶持较多，产业化建设及其配套重视不够，小生产难以适应大市场，自然和市场风险明显增大，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部分群众脱贫返贫交替发生。劳动力转移培训为农民增收作出了大贡献，有的地方成了增收支柱，但素质较低，收入不高，就业不稳，支持发展能力有限。金融危机发生，大量贫困农民工返乡返贫，成为社会稳定隐忧。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确定宏观比例确有必要，但各地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各不相同，硬性执行一个比例，难收预期效果。因为体制机制制约，培训与产业两张皮现象突出，互不衔接，难收其效。“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持到户”是实施国家扶贫战略的有效路径，但大小项目层层上报审批后实施，往往因为季节、物价等变化，效果大打折扣，有的甚至无法实施。新阶段扶贫开发虽然做了规划，但时间紧，工作粗，补充完善未跟上，并未发挥有效指导。 　　“历史论”认为贵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历史起点低，基础差，差距就越拉越大。 　　凡此种种，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欠开发、欠发达”的扶贫开发实际。但是，“自然论”所分析的自然条件短期无法根本改变，只能顺其自然加以利用。“投入论”的投入力度只能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逐步加大，完全满足需要恐怕无法确定时间表。“历史论”是历史现象，今天无法改变。笔者以为，“自然论”、“投入论”、“历史论”为“制度安排论”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为新时期贵州特色的扶贫开发战略制定提供了设计构思空间。 　　省情实际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势极为有利，决定了贵州特色的扶贫开发事业必须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总体要求，实施跨越发展战略，奋力追赶全国扶贫开发高速列车。这个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