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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霸权下人格扭曲生动显现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各个领域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被彻底边缘化，这无疑是个十分沉重的、许多人甚至有意无意回避但却不能让人不正视的话题。而与此同时，资本的巨大魔力(抑或是暴力)却日益凸现，成了主宰社会的巨大力量。虽然这中间也有工人的无奈而愤怒的反抗(比如震惊全国的7.24通钢事件和8.11林钢事件)，但这并不能对资本咄咄逼人的进军势头有多少遏制作用。在资本的巨大压力下，原本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把自己这根毛紧紧依附在资本这张皮上以讨口饭吃，原本正直清廉的领导干部也摇身一变，成了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想方设法对付自己的“阶级兄弟”的“高管”。他们在一方面获得享受较高“生存质量”生活机会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受着良心的折磨、人格扭曲的痛苦。这些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3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的曹征路，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问苍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中精心塑造的赵学尧、常来临，无疑就是这样的极具典型性的人物。 　　赵学尧本来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自认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自认为自己很有思想。他毅然离开大学来深圳发展，是有自己的远大目标和理想的。应该说，良心与思想是知识分子立身的基本条件，赵学尧的选择如果放在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独立品格逐渐觉悟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冲动，让赵学尧毅然来到深圳这块创业的热土。在他的学生何子钢的帮助下，成了幸福村书记兼村长、幸福村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文念祖的顾问，实质上是文念祖的“军师”和“管家”。赵学尧一步步完成了由满怀壮志试图大有所为的知识分子向对资本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知识分子的转变，资本的巨大能量再一次得到了显现。 　　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要数常来临了。他原本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因企业倒闭而下岗在家，后经熟人介绍来到深圳，在幸福村的一家台资企业宝岛电子公司谋了一份差事，明里是企业的“书记”，而事实上在这家没有一个党员的企业，这是一个很尴尬很暖昧的角色。尽管上头关于在私营、外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文件说得天花乱坠，却还是不能改变书记是拿资本家钱财替资本家消灾的高级打工者的身份。这个军人出身、在道德上有自我约束的人，没有参与招工时的“开处”，夫妻两地分居还能抵挡住陈太的诱惑，做到“守身如玉”。在处理工人罢工事件中，他表现出了擅长做“思想工作”的优长，把社会主义文化带给他的工作作风，应用到为私企利益最大化服务上。他抓住打工者想家、给家寄钱的契机，发起组织了后来扩展到全深圳的“算算寄给亲人多少钱”的活动，试图调和阶级矛盾，遮蔽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的实质，引导工人意识到：是深圳，是资本家养活了外地来深打工者，只是后来上面对这一敏感问题有了批示，这一活动才无疾而终。他发动工人给陈太患了白血病的弟弟献血、捐献骨髓，尽管不乏人性光辉的闪耀，但陈太这个颇具“人情味”“亲和力”的资本家事实上以无往不胜的“资本”战胜了他，恐怕才是问题的本质。只是后来陈太的撤资潜逃让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才“再次站到了工人面前”，鼓动工人们罢工闹事，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组织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被拘留了起来。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非常深刻地折射出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 　　人物所有行为的背后，我们都能找到其深层次的动因――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人固然能改变环境，但环境更能改变人，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尤其如此。赵学尧本来是想来深圳干一番事业的，可是现实却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美好，来深圳半年多了，他才找到一份代课的差事。这时，他还多少保有一点作为书生的迂腐，还有一种难以融入的身份或道德障碍。是何子钢，他这个在劳动局政研处“高就”的学生把他引荐给了幸福村的“文总”――文念祖，当然何子钢也并非完全出于师生情谊，而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的，他是要借老师之才把文总打造成典型，借文总之势让自己的仕途有一个突飞猛进。赵学尧充任幸福村的“顾问”――事实上即文总的“幕僚”后，也是满口劳动伟大、人道主义、马克思，他向文念祖提出办文化夜校以提高村民与员工的文化素质的建议，却被文念祖否决了。赵学尧不能不感到失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现不出来，自己只是一个为文总脸上贴金的道具――文总在酒席上都是这样向客人介绍：这是我请的助理，大学教授。是无情的现实，还有他的学生何子钢的教育，让他茅塞顿开。何子钢对他说，“时代变了，这个时代需要老板，需要打工仔，就是不需要主人翁!你是一根毛，必须附在老板这张皮上”。“你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把屁股坐在老板一边。世界观解决了，一切都好办。”“现代社会根本不是马克思、高兹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