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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谦虎妹孟加拉与情理相厄批评 　　新世纪初，陈谦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十多年来，她长中短篇多面出击，反响不俗。她的小说创作，一步一个脚印，她在中篇创作上下功夫尤甚，从《覆水》、《望断南飞雁》、《繁枝》、《特蕾莎的流氓犯》直到《虎妹孟加拉》，每部新作问世，?给人一种出手不凡的惊喜，感觉有新变。她不重复自己，不愿按老套路行文，这是陈谦极为可贵的特质。若构思不到火候，宁可停笔不写，绝不炒现饭。她的写作过程，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所谓精品正是这样产生的。 　　一.严肃主题与悬疑色彩 　　对于新移民作家而言，移民题材是一座金矿。陈谦执着于写移民题材，探索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密码，表现地球村时代新移民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聚焦于这类人物的灵魂深处，此乃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她多次谈到：“小说存在的理由，便应当是关注和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小说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生活的难题都能提供答案，但应该能够提出有质量的问题。”[1] 她的中篇创作力求每篇都有新视野、新境界。 　　在《望断南飞雁》中，“陪读”夫人南雁，是在易卜生百余年后重塑的“娜拉”，陈谦赋予了“娜拉”崭新的时代色彩。南雁随丈夫到美国后，一步步，走过了陪读夫人的艰苦阶段，每一步她都尽心尽意，做得相当不错，她的丈夫心存感激。她在完成了整个的“陪读”之后，突然离家出走，去旧金山念书学美术。南雁不愿意做一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不满足于丈夫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她认为那是丈夫的，不属于自己，她不甘愿做一个附属于男人的全职太太，她不满足于只是一对儿女的母亲。她的美国梦不是物质上的，也非文化冲突、思乡之类，她的追求已超越了物质金钱、文化冲突，而触及到人的灵魂、人性，作家是在写移民女性的生存困惑，对精神的追求与生命的探寻。 　　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走过了“政治、暴力、历史与性”的过程。《流氓犯特蕾莎》别开生面，一反文革题材的这种写法，，而转向写人物内心的反省、心灵的忏悔。特蕾莎（阿梅），美国硅谷芯片研究第一线女科学家，欲与当年的“流氓犯”王旭东―中国著名青年史学家，史丹福东亚中心访问学者见一面。她在旧金山中文电视台节目里认出了他。王旭东来美国做文革研究，查阅广西资料引起他回忆文革中的一段往事：三十一年前与小梅的一段交往，如给她禁书看，游泳时的青春萌动与肌肤接触，以致他后来被批斗，当做流氓犯，差一点坐牢。王旭东准备了那么多年，就为着对小梅说一声道歉。”特蕾莎也为当年的举报而愧疚。两人互相真诚地向对方道歉。后来旭东发现小梅认错了人。而两位中年人仍然表达出心中多年以来的忏悔……。作家着力开掘的是悲剧中的人性，而非外在表层的迫害与伤痛。这种反思痛苦中的忏悔意识，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它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灵魂的关怀，是常常在文学中提到的所谓“终极关怀”。读这部小说，总会想起法国18世纪著名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不朽名著《复活》中塑造的聂赫留朵夫。表现的都是人的灵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陈谦擅长在“阔大的中篇容量里对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反复追究并演绎的展示”，“如何演绎的展示”，就包含着小说的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性，就是好看与艺术性，这正是小说魅力之所在。可读性包含诸多元素，悬疑是小说吸引读者，激起阅读期待的重要艺术手段。陈谦的中篇恰到好处地融入悬疑手法，在情节发展中设置悬念或谜团，烘托出带有某种神秘、紧张的氛围，加上开放性的结尾，刺激读者的好奇心，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 　　《残雪》是陈谦早期创作的一个中篇，带有浓重的悬疑色彩。陈谦说这部中篇是为“加强小说的可读性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实践”[2]丹文是二十年前在美国西北部风雪中与“我”陌路相逢的女子，那年丹文从纽约冒着大风雪到美国西北部寻前夫胡力（是前夫胡力主动提出离婚），她来美国是为了听到前夫当面说出辜负她的真正原因，还欲揭发他学历造假的不洁历史，以毁掉他终身教授的前程，“让他建立在谎言和我青春血泪上的大厦轰然倒塌”。丹文怎么找到胡力，两人怎么相遇，经过如何？胡力后来怎么死的？他杀、自杀或车祸等等都是谜团。《残雪》的结尾是开放性的，它留下了情节的一些悬念，女主人公丹文在那次风雪中是否丧命？这些疑团让读者去想象与补充。 　　《流氓犯特蕾莎》中的特蕾莎与王旭东三十年后在美国相见，当年那段少年时代在广西的记忆竟然使两个人如此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两人通电话中，得知互相都来自广西，名字也对上了。读到这里，读者很期待这场奇遇。这是一大悬念。他俩相见会是怎样一个场面，会说些什么？读到第三部分，她在等待他的到来，“他一眼就从店里的三张东方面孔中认出了她。”“她是”，而她，几乎叫出“旭东”两个字，一再的铺垫，悬念推进，大家都说对方没变。两人的对话写得那般诚恳，推心置腹，互相都在忏悔，诉说心灵的痛。果真无巧不成书了。悬疑至此，却出人意外，原来特蕾莎认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