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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政府在劳资关系中角色 　　和谐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的稳定和谐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如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迫切要求政府及时找准自身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对劳资关系实行政府干预。 　　国内有学者对海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梳理，将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着的角色概括为五种，简称为“五P”角色，即：第一，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Protector）；第二，集体谈判与雇员参与的促进者（Promoter）；第三，劳动争议的调停者（Peace-maker）；第四,就业保障与人力资源的规划者（Planner）；第五，公共部门的雇佣者（Public sector employer）。 　　从劳资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政府的角色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也不一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其行政职能在劳资关系上的表现就是政治统治职能的极端强化，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劳工劳动，对劳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受“夜警”理论的影响，政府在劳资关系上的角色是“守夜人”，反对对劳资关系进行干预，主张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和引导劳资关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强调政府对劳资关系进行全面干预，以保证劳动市场秩序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并在收入及分配领域采取一系列福利措施。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职能在劳资关系上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通过吸收工人参与管理，以缓和劳资矛盾、改善劳资关系，即政治职能中保持社会稳定的调节职能趋于加强，政府的综合协调劳资关系职能的强化与行政职能的社会化同步进行。 　　从国别来看，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不同，其政府在劳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亦有差别。执法问题上，美国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影响和制约雇主的雇佣行为。德国通过劳动者的参与制，促进经济民主来达到对劳工权利的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常将保障劳工权利的理念化作为开发与援助项目政策，如职业开发项目、生活援助项目等，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推动劳动法制的实现。 　　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行政化的劳资关系已为新型的市场化的劳资关系所取代，过去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劳动者开始以劳动力的所有者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在这特定的社会转换时期，尚未享有与资本权利相对应的权利，导致劳资关系矛盾凸显。政府应积极采取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各种措施来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益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扩充就业渠道，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劳动灾害。 　　具体来说，当前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应扮演如下九种角色： 　　一是劳工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劳动行政法规及规章以规范劳资关系，使劳资双方和各项劳动事务都有法可依，具体表现在对工资、工时、职业培训、保险福利、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劳动者安全卫生等方面。政府以劳工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立法及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对于完善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二是劳工权利的保护者。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相对于强大的用人单位或资方处于弱势地位，这往往会导致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者和社会公正代表者的政府有责任将劳资关系建立在尊重劳动者基本人权和各项劳动权利的基础上，使广大劳动者都能够分享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与和谐发展。温家宝总理作为政府首脑亲自为农民工维权，得到了整个社会的称赞和认同，也推动了全国各地形成治理欠薪的社会合力。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政府保障劳工权利的手段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是劳工就业的促进者。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就业状态，也决定了政府在就业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就业已不是个人的私事，要求政府依靠公共权力以积极作为的方式来促进、保障就业权的实现，并采取积极步骤推动市场由放任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向有控制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发展。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完善经济结构，避免低劣性就业；维护劳动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促进残疾人员的职业康复，扶助特殊社会群体就业等已成为各国政府在就业促进中的重要责任。目前，就业促进法已经被列入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为就业促进建立了长期有效、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 　　四是劳动法制的践行人。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劳动者以劳动合同形成的劳动关系，由劳动法来调整。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