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危流之争中痛楚与欢愉.docVIP

陈衡哲危流之争中痛楚与欢愉 　　在20世纪初叶踏上写作道路的那个女性群体中，陈衡哲真可配得上“民国第一女作家”的称号：在她最初萌生写作理想的时候，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留学美国期间以白话诗与胡适（通信）互相打趣的时候，冰心、苏雪林、庐隐们还在学堂里念书，对写作（尤其是白话写作）尚无明确意识；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整整一年后，鲁迅的《狂人日记》才在《新青年》上发表…… 　　而但凡“第一”，往往一面有着令人惊讶的成就与业绩，一面也伴随着拓荒者的艰难与痛苦，陈衡哲孤独地踏出一条“另类”的女性道路，行走间也不免磕磕绊绊，正如她自己在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与欢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不记载客厅生活的高雅艺术或花前月下的浪漫柔情。在与险恶的环境进行殊死较量时，生命无法顾及装饰，它唯一专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未来和命运。”① 　　而我的惊异更在于陈衡哲在自传中流露出的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于“女性”这个背负了重重的文化制约、以至于早已失落自我的性别而言，这一点尤其是难能可贵。女性的解放与自由问题自五四以来不断地被讨论与探究：能否解放？怎么解放？何谓自由？现代女性角色究竟如何定义？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面对这些问题，作为女性的我却仍然看不到一个理想的答案，一种理想的生命建构。但是回答本身也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探究与讨论以及试验摸索的过程中，一个主体，尤其是一个女性的主体，事实上已经找到了精神的支点――一如陈衡哲，她的人生之路未必就是现代女性的范本，她对自我及女性的角色定位、生活理念未必就是通行天下的真理，但是，拥有明确的自我主张和对生命的规划，一直努力不懈地将理想与规划付之于行动，这本身就足以成就一个女性丰富而饱满的生命姿态。 　　陈衡哲的生命轨迹以及她在后世女性面前划过的这道弧线仍然在天空悬挂，我愿意它的光彩仍可照亮我们的生活。 　　“我是自然的孩子” 　　当在陈衡哲的自传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为当下所有的现代人（包括我自己）而惭愧不已：她说：“我是自然的孩子，最爱的就是自然。”②这句话出现在陈衡哲以固执和勇气成功地反抗家族的“裹足”命令之后，我甚至听得到她这句话里四处流溢的快乐，和刹那间如释重负的飞翔的感觉。 　　她所谓的“自然”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是健康的生命状态自有其本身的生长规律，不应该人为地强制和扭曲；二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二者的亲近与和谐应该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 　　我的惭愧因此也是双重的。一是我们这些原本都属于自然的孩子一步步地被文明武装起来，再继续去强化那些所谓的文明，并且慢慢开始与自然隔膜、对峙，最后终成敌人。我们利用自以为是的那些强悍去改变自然的生长规律：让海洋变成陆地，让陆地变成湖泊，让河流改变方向；让没有翅膀的人在天空中飞，把天空中的飞鸟关进笼子里……还有什么不能更改、不敢更改呢？人类就这样乐此不疲地改造着自然，以至于我们终于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困境。另一重惭愧在于我们自觉不自觉中又在改造着我们的孩子――那些自然、纯粹的天性渐渐被我们修正并剥离，最终使得他们像我们一样远离了朴素而天然的生长状态。 　　而一个世纪以前，陈衡哲就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那些与习俗、规约极不合拍的天性，用清晰、坚定的声音说：我是自然的孩子！依照这个思路，她在后来的人生中常常更愿意听从内心的呼喊，反抗外在的命令与压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拓展了可能的空间。 　　当然，这一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所出生的那个相对开明的家庭。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武进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陈韬是书法家，母亲庄曜孚是当时小有名气的画家，得恽派画家真传，以没骨花卉著称，随丈夫去四川赴任期间曾在乐至创办女子师范学堂。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又有这样一位母亲，陈衡哲的幼年生活算是无忧无虑的。“野性”是年幼的陈衡哲留给父母家人的一个印象：她玩陀螺、放风筝，爬墙摘花、在假山洞里冒险，顽皮淘气得让长辈们感慨：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好了――尽管拥有相对开明的家庭气氛，但在这样一个耕读世家，“礼仪”的要求、道德的规约在一个女孩身上的体现仍然要比男孩多得多。所以长到六七岁之后，那些惯常的族规开始在一个女孩身上实施行动，以便将她打造成一个所谓的“淑女”。陈衡哲印象最深、也是最恐惧的一件事就是“缠足”。她的反抗方式就是每晚将那裹在脚上的布解脱下来，直到母亲失去耐心。她的幸运在于那个时代“天足运动”的口号已经相当强烈，而作为当时知名女画家的母亲亦对裹足行为不太热衷，虽然中间插进来一个保守婢女对母亲放任的不满和干涉，但陈衡哲总算是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