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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与他新闻事业 　　2009年4月的一天,下班时分已是下午5点,但天色明亮,夕阳的余晖仍让人感到有点热。我匆匆忙忙赶往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去寻访昔日曾创下新闻事业辉煌战果的京报馆。 　　京报馆是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于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80年代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那是一幢二层楼房,楼门正中仍保留着邵飘萍亲笔书写的京报馆牌匾,让人一下子感觉亲近了历史。楼房上的一个个窗户里面,便是邵飘萍当年忙着出报的地方,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新闻报道由此面世。我静静地站立着,端详着……在树影摇曳中,我似乎又看到急着买报的民众,在乱世中,他们希望从报上了解最新且真实的时势动态,也想阅读邵飘萍新鲜犀利而又独立的新闻评论。 　　 　　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名振青,字飘萍,幼聪慧,5岁起随父亲在私垫读书,14岁奉父命到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当时正值百日维新之后,一方面是整个国家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思潮涌入中国的大城市,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头脑。邵飘萍的杭州之行,使他开了眼界,从此不再热衷科考,转而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1902年入浙江省唯一的大学浙江高等学堂学习。大学期间,他受新思想启蒙,萌发“新闻救国”之志,并愿意为此奋斗终生。他在作文时模仿梁启超的政论文字,也常常给上海各报(主要是《申报》)投寄有关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从而与报馆有了联系。 　　1905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后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历史教员,但主要精力仍是为上海的一些报纸写通讯,并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06年,邵飘萍与汤修慧结婚。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从而激发了人们办报的热情。邵飘萍辞去学校工作,再次来到杭州,拜访著名报人――《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表达自己想要办报的想法和激情。杭辛斋思想进步,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志同道合,迅速引为同道。杭辛斋马上任命邵飘萍为《汉民日报》主编,邵飘萍的办报生涯从此开始。 　　1914年,邵飘萍由上海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课余与潘公弼等同学创办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提供东京通讯。1915年1月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际,邵飘萍议论激越,并将“二十一条”真相及时地驰报国内,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抵制下,卖国的“二十一条”终于未能实现。1916年春,袁世凯倒行逆施要做皇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以加强进步新闻的力量,讨伐袁世凯。邵飘萍匆匆抵达上海,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撰写评论稿件。他署名“阿平”(即“平不平”之意),以犀利笔锋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败死,邵飘萍被《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为《申报》驻京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这一年,邵飘萍30岁。 　　民国初期的北京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的新闻。记者(当时叫访员或外交记者)地位低下,社长只是挂名,报纸成为各派别政客的私家工具,不核实文章内容之真假,只为本派别服务。因此,北京报纸的名声是很臭的。外国人在中国有通讯社,凡属国内外重大新闻,皆为外国通讯社所把持。他们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事实,任意左右中国的政闻。邵飘萍目睹这种情景,深以为耻,于是首创华人自办的通讯社(即北京新闻编译社),致力于真实新闻的采集编排以及外电的选择翻译。 　　在此期间,邵飘萍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编。 　　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邵飘萍以各种方式获取重要新闻,每日给《申报》发电二三千字,并间日撰写通讯报道。他所撰写的《“府院之争”的关键》以及披露国会议员丑态、揭发北洋军阀内战真相、揭露对外借款内幕的报道,等等,都在当时产生深远而实在的影响,一时风靡全国。 　　邵飘萍因此成为当时最有思想、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他将记者视为“新闻界战斗之壮士”,采访手法最为灵活,几乎是无孔不入,所以往往能采访到别人无法采访到的内容,比别人更能快速地获取最重要的消息。他自己就讲过很有意思的事例: 　　 　　愚某次在北京饭店宴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于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重要消息已达于上海。越两日各阁员见上海《申报》披露许多重要电报,为之跃然,亦一有趣事也。 　　 　　邵飘萍对采访充满了激情,以超人的勇气和智谋打造着自己的事业。同时,他又在实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总结出许多理论。例如,他归纳出记者所必须具备的独特智能,要“知新闻之价值”、要有“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要“细密”、要“机警与敏捷”等等。他探索出采访新闻的具体办法,认为“外交记者之种种准备,无非欲完成其探索新闻之职务而已。若能彻底